我和李咏也算一块儿长大，当年我十八，他十九，我属鸡，他属猴，进大学没俩月就谈上了恋爱。我爸一提起这事儿就忧心忡忡：“老话说，鸡猴不到头儿。你们啊，唉……”担忧归担忧，李咏最终还是凭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把我们全家顺利“拿下”，1992年9月26日，我们俩结婚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出一辙。

　　跟李咏过日子，时间一长，惊喜就少了，改“惊吓”了。他时不时就犯个迷糊，或者使个小坏，我得去给他收拾残局。比如他开车不认路。每当他开车出门，我都得时刻开着手机，严阵以待。保不齐什么时候他的电话就来了：“老婆，我在一个某某广告牌底下，我该怎么回家？”2003年闹“非典”，他老在家待着，病毒没传上，酒瘾起来了——我不让他喝酒，他自有办法，居然把酒柜里的酒偷偷拿出来喝了，再灌上矿泉水，原封不动地搁回去。这招还挺绝，家里要是不来客人，估计我永远都发现不了。

　　我们家分两个办公室——物质文明办公室和精神文明办公室。前者归他管，后者归我管。每当我过生日，物质文明办主任都会送上一件挺像样的礼物，闺女看我一脸不以为然就问了：“妈妈，你就不感动吗？”我反过来问他们爷儿俩：“我有什么可感动的？难道不应该吗？我觉得我太值得拥有了！”

　　有人说，最理想的夫妻关系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真有点儿道理。我们这日子过得是挺乐和，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像一对儿门神似的，往那儿一坐，开聊，从国家大事到娱乐八卦，没烦没够。有他和闺女这对儿活宝，家里就总有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