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乐观？名人有什么关于乐观心态的故事？他们为什么那么乐观？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第32任总统罗斯福在小的时候，因为患病，而造成了瘸腿和参差不齐且突出的牙齿。他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了，因此很少与同学们游戏和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在一个平常的春天，罗斯福的父亲从邻居家讨了一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在房前。他叫自己的孩子们每人栽一棵。父亲对孩子们说，谁栽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喜欢的礼物。罗斯福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但看到兄妹们蹦蹦跳跳提水浇树的身影，不知怎么突然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希望自己栽的那棵树早点儿死去。因此浇过一两次水后，再也没去理它。

　　几天后，罗斯福再去看他栽的那棵树时，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没有枯萎，而且长出了几片新叶子，与兄妹们栽的树相比，显得更嫩绿、更有生气。父亲兑现了他的诺言，给他买了他最喜欢的礼物，并对他说，从他栽的树来看，他长大后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

　　从那以后，罗斯福慢慢变得乐观向上起来。

　　一天晚上，罗斯福躺在床上睡不着，看着窗外那明亮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说过的话：植物一般都丰晚上生长，何不去看看自己栽的那棵小树？当他轻手轻脚来到院子时，却看见父亲用勺子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泼洒着什么。顿时，他一切明白了，原来父亲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栽种的那棵小树施肥！他返回房间，任凭泪水肆意地奔流。

　　自那以后，罗斯福变得更加乐观了，无论做什么事，他都用积极的心态去做。

　　能受邀到斯坦福做毕业演讲，对任何人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我们尤其如此。斯坦福是个盛产天才的地方，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概括，我们最爱斯坦福的一点，是“乐观”。

　　这里有浓郁氛围，让人觉得创新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正是这种信念，让我在 1975 年离开波士顿郊外那所大学，并永远辍学。我相信，神奇的计算机和软件会帮助各地人，让世界更美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 40 年，我和梅琳达结婚也已经 20 年，我们比以往更乐观，今天我们想与你分享我们学到的，你我的乐观将如何帮助他人。

　　我和 Paul Allen 创建微软时，想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带给人们。当时，只有大公司才买得起计算机，我们希望让普通人也能使用这份力量，使计算机民主化，到 1990 年代底，我们看到个人计算机对人的巨大效用，但这种成功，产生了新的困境。

　　如果富家子弟能使用计算机，而穷人不能，这种技术将加剧不平等，这与我们的核心信念相抵触，因次我们努力缩小差距。我把它当作微软首要任务，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的首要目标，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

　　1997 年时，“数字鸿沟”引起我的关注，我首次去南非出差，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人家中，当时距 NelsonMandela 上台只有三年，种族隔离刚刚终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主人用红铃唤来管家，餐后女人会和男人分开，男人们开始抽雪茄，我心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不然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我到索韦托，约翰尼斯堡西南部的贫穷小镇。从城区到小镇非常近，而入口却如此突然而刺眼，我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在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和我们在美国做的一样，但我很快明白，这里不是美国。

　　我见过关于贫穷的统计，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那里的人住在瓦楞铁皮屋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厕所，大多数人不穿鞋，在街上赤足行走，不过，那里没有街道，只有布满车印的泥路。

　　社区中心没有持续电力供应设施，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线，从社区中心链接到 200 米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到装置后，我明白：一旦记者离开，发电机会被挪到更需要的地方，使用社区中心的人会离开这里，为不能被电脑解决的问题担忧。

　　当我对媒体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时，我说：“索韦托是个里程碑，我们正面临的重大决定是，科技是否让发展中国家落后，也就是要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但当我读出这些词，我却发现它们关系其实不大。

　　当时我没说的话是：我们并没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块土地上，每年约有 50 万人死于疟疾。在我前去索韦托前，我自以为理解世界的问题，但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视而不见，我如此震惊于所见，并因此扪心自问：我还会相信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事吗？我对自己保证，在重回非洲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困的原因。

　　这些年来，梅琳达和我发现了更多贫困者的当务之需。此后一次南非出行中，我来到一家医院，探访 MDR-TB （抗药性结核病）患者，或叫耐多药结核病，一种治愈率不到 50% 的疾病。

　　我还记得这家医院，一个绝望之地，巨大的开阔式病房中，无数病人拖着脚步，穿着长衣，戴着口罩，有一层楼专为儿童开设，包括一些床上的婴儿，这有一家很小的学校，让适龄儿童学习，而很多孩子却撑不到那个时候，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

　　我同一位 30 多岁的病人聊过，她曾是结核病医院一名职工，因咳嗽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说她患上耐多药结核病，此后她被查出艾滋病，她活不了多久了，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床位，这是一个有着排队表的地狱。但见到地狱，不会减少我的乐观，它指引乐观。

　　离开时，我坐进车里，告诉医生我们的身份，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很难治，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实际上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个阶段，对那些病人，他们不需再为 18 个月 50% 的治愈率花费2000 美金，只需为 6 个月 80% 的治愈率花费不到 100 美金。乐观常被视作为错误的希望，但错误的绝望也存在着，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时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我们当然能。

　　梅琳达和我，都见过过灾难性的场景，但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在绝境之中，乐观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避免痛苦的方法，但如果你从未看过遭受痛苦的人，你的乐观不会有用。你永不会改变世界。

　　这让我想到我眼中的一个悖论。现代世界是创新不断的源头，斯坦福坐落于它的核心，创立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文化，神奇药物，还有优秀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在深沟中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见相互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

　　但与此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人，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多数会说“不”，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孩子或自己更好，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让世界更好的；还是目睹不平衡趋势，及机遇减少且不指望创新带来改变的？

　　在我看来，悲观者错了，但他们不疯狂，如果创新完全由市场驱使，如果不关注巨大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催生出的惊人发明，将让世界分化得更剧烈，我们无法改善公立学校，无法治愈疟疾，无法终结贫困，不会做出发明，让贫困农民在变化气候中种出食物。

　　如果我们的乐观并未指出问题，那么我们的乐观需要同情心，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我们会看到贫困、疾病与破败的学校，我们会以创新作答，让悲观者惊讶。

　　在下一代中，你们这些斯坦福的毕业生，会引领新一波创新的浪潮，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们的世界很宽，就会创造出我们理想的未来，如果你们世界很窄，则会造出悲观者恐惧的未来。

　　我从索韦托开始学到，如果我们想让乐观关系于所有人，赋予各地人以权利，我们需要看到最有需求的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有乐观，却没同情心，那么掌握多少科学奥秘都没用，因为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解谜。我想，你们大多数人的视野比我当时更宽广，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你们能全身心投身于此，我们对此迫不及待。

　　当你们离开斯坦福，带着你们的天分、乐观及同情心，改变这个世界，让千百万人为之乐观。你不需要着急，你还要开创事业，付清债款，找到并结下合适的另一半，现在做这些就足够，但在你的生命之中，可能你自己并未计划过，你会看到让你心碎的苦楚，而当这发生时，不要掩面而去，就在这一刻，改变孕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