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我初中一毕业，打算扛上农具就守在县城的家挣工分，谁知不久接到武安县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那个年代全县只有一座高级中学，全县40多万人口，一年才培养90个高中生，我已属于接受继续教育的佼佼者。可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吃饭还处在“瓜菜代”的状态。母亲长年有病，弟弟读小学，只靠父亲一天只有的三毛钱的工分收入，很难供得起我读高中。

　　但我还是稀里糊涂地入了学，早上灌满进一碗南瓜高粱或玉米稀粥。上到两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噜，饿的只盼着放学的铃声响，下学回到家下顿还是填不饱肚皮的饭，我决心退学挣工分，父母反对，但拗不过我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找到班主任、语文老师张大周，说出退学的打算。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祖国需要文化，不能失掉深造的机会。”张老师还告诉我，学校已决定免收我的学费（每学期3.5元），每月再给3元助学金。另外张老师批准我周六、每周日抽两天可到地里出工，但必须把课赶上。冲着张老师的那片心意，我勉强留了下来。

　　又过了两个多月，一位初中同学在一家铁工厂去当合同工，他要我搭伴。我上学的心又动摇了。那天下午，上完自习课，趁教室无人，收拾好我的课本和文具，溜出校门，第二天就在铁工厂上了班，张老师和同学来了个不辞而别。

　　此后，张老师每天晚上派出同学，三五一伙到我家做我返校的工作。他们讲学校的事儿，介绍学校课程进度，表白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友情。最后，张老师领着四位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来看我。他们带着全班42位同学给我写的信，还带着一册崭新的《新华字典》送给我。字典的前页上附着张老师和全班同学的签名。最后落着一句话：“我们一同走出母校。”这册字典是全班同学凑钱买来的。张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热情深深感动了自己，我含着泪告诉张老师和老师，我一定和同学一起走出学校。

　　回到班上，张老师在全班会上讲说了欢迎我返校话语。他大概怕再有同学退学，像慈父般地对我们讲：“我们走到一个班，有了读书的机会，咱们都要努力学习，决不能让这个课堂走失一名同学。少一名同学，将来国家就可能少一根栋梁！”

　　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张老师虽没遭批斗，但列到“臭老九”的行列。我没有参加学校的派别，又告别了张老师，决定回家种田。张老师送出校门说：“没想到有今天，你到家也不能放松学习。”

　　51年过去了，我没成为一根建设祖国的栋梁，命运安排我到煤矿当上工人，可在井下扛过木梁，铁支架，虽然事业没成，但对社会也有份贡献。那段学生生涯，虽然没得到什么文凭，但张老师为使我不辍学，献给学生的那份苦心以及他那种敬业精神，永远会鼓舞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