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今天的经济是“眼球经济”，是呀，媒体为了赚取人们的注意力，相声、小品、音乐会，招聘、相亲、大奖赛……看得人们眼花缭乱。美的丑的、不美不丑的都粉墨登场，消费完大人消费小孩：三岁耍大刀的、四岁唱京剧的、五岁敛贫嘴的……

　　没完没了，九岁儿童登台就有一种大器晚成的感觉了。有一回，竟然导演出一个三岁女孩得知一个四岁男孩将被淘汰，马上热泪盈眶，坚持把自己的名次让给小哥哥的现代版的“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当时人们感动了，流泪了，懊恼这样的孩子怎么没有生在自己家里？可回头一想，不对！三岁孩童哪能对利害得失理解得如此深刻？利用小孩骗大人可恼可恨！

　　实在没有什么新招数，就搞了一个“爸爸去哪儿”？娃娃们萌得可爱，为名声有些过气的明星爸爸们赚足了眼球。唉！真是一个消费的时代，什么都可以拿出来消费。

　　看着这些“小萝莉”、“小正太”的表演，不由自主地想我这么大年龄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可惜，绞尽脑汁也没有想起来。相对完整的记忆都是六岁以后的事情，对六岁以前的事情就断断续续、模模糊糊了。我努力追溯最初的记忆是：水泥路……穿白裙子的人……湖边……几级台阶……荷花……一条船……上船……摇晃……我害怕……哭了……仅此而已。我把这些片段告诉了母亲，“那是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母亲告诉我。

　　为了证明自己不笨，我问过很多人，大部分人也都是从五、六岁左右开始有记忆的，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记起三岁时发生的事情，算是高智商的人了吧。有人说，这是因为婴幼儿的记忆力差造成的。这种说法我不同意，你想，从婴儿到幼儿没用几年的时间，就记住了一门语言，人类生存的很多技能，都是在婴幼儿时期学会的，除此之外，人生那个阶段还有如此强大的记忆能力？

　　为此，我特意查了一些资料。资料上说，虽然婴幼儿也具有长期记忆的能力，但在四、五岁之前长期记忆系统还不能很好地运行，个别的孩子能在三岁的时候用语言描述出经历的事情，但这时的记忆，也只是片段且不准确。当幼儿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认知机能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能够审视内在的自我。这时，开始能够理解记忆了，并学会使用“记住”、“忘记”等与记忆有关的词语。届时，人的长期记忆系统才逐渐健全起来。因此，人成年之后，再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时，一般只能想起五、六岁之后的事情了。

　　三、四岁的时候，我在承德生活了两年。这两年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承德可是当时热河省的省会呀！五十多年来母亲从来没有详细地给我们讲过，有时断断续续地讲些只言片语：

　　“英儿从小身体不好，闹病、住院。”

　　“雇的保姆年龄太小，不会做饭，搞得满屋是烟。”

　　“英儿不愿意去幼儿园，就知道躲在墙角哭。”

　　“当时我挺个大肚子。”

　　“英儿尿床，半夜我睡湿褥子，干的地方给他睡。”

　　“承德医院有一位老主任对患者太好了，她嘱咐我：孩子病很重，过年你不能回家了。”

　　“有一天英儿发烧，半夜我一个人抱着穿过了一片树林，树林里还有狼。”

　　“那一年闹鼠疫。”……

　　直到有一天，我把这些零零碎碎、互不搭界的只言片语联系在一起，忽然发现被我丢失的竟是一段震撼心灵的、应该永远永远铭记的记忆……

　　那年我三岁母亲二十四岁。因为家里穷，母亲小时候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因为没有文化参加工作后吃了很多苦头。1956年旗委派她到热河省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姐妹们劝她不要去，不是因为我年龄小，因为她怀着我的弟弟。“组织安排了怎么能不去？”无条件服从组织是那个时代干部的基本素质。“再说没有文化怎么行，我不能当‘睁眼瞎’呀”。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母亲背着我，带着一个不满十六岁的小姑娘来到了承德。

　　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母亲白天上课，小保姆在家看孩子、做饭。因为小保姆第一次进城，不会使用城里的燃煤灶，每天把屋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引起房东的不满，几次险些被赶出来。母亲陪着笑脸说着好话，总算安顿下来了。

　　母亲长在牧区，汉话不好，学汉语困难很大，每晚把我哄睡，还要补课。我从小体质不好，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不适应，经常闹毛病，上医院是常事。有一天凌晨两点高烧不退，满口胡话，眼看就不行了。那时候承德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从家里到医院沿途很荒凉，还要经过一片黑松林，林子里经常有野狼出没，母亲也很害怕，但看见我病成这个样子，一咬牙抱起我就走。医生看见了都吃惊：你是自己来的？后来学校知道了母亲的困难，专门腾出来一间宿舍供我们居住。

　　在学校里住就方便多了，母亲的功课也不那么吃力了。可是好景不长，我们那栋宿舍出了一位鼠疫病人，整栋楼马上被隔离起来，穿着白大褂的防疫人员不停地喷药。楼里的人不能出去，吃饭用吊篮吊上来，垃圾用吊篮吊下去，一直被隔离了三个月。好容易解禁了，母亲的预产期也到了。

　　弟弟出生以后生活更乱套了，我在这边闹，弟弟在那边哭。刚刚哄好了这个，那边的孩子又尿床了，母亲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上课。没有办法，母亲把我送进了幼儿园。按理说，幼儿园是全省最好的幼儿园，但我不适应不乐意去。母亲说，英儿好哭，自己在哪里偷偷地抹眼泪，怪可怜的。用现在的标准看，虽然是省立幼儿园仍然非常简陋，我在那里传染上了肺结核。

　　当时虽然有了青霉素、链霉素，肺结核仍然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让我住进了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看见母亲这么辛苦非常同情她，特例允许母亲陪床。

　　每天晚上母亲给弟弟喂完奶就到医院陪我，同时在医院里温习功课。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发低烧，母亲紧紧地搂着我，给我喂水、喂水果，盼我的病早点好。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我们娘俩只能挤在一张床上，半夜我尿床了，母亲就把我换过来，尿湿的地方她睡……母亲说，我养四个儿子，英儿最费事！在承德那两年可能是她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全是因为我呀，可是我把这段记忆全部地丢失了……

　　中午，八十三岁的母亲坐在沙发上拿着放大镜在看报纸，我心里想母亲能认识这几个字可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