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精明睿智，人脉广通，是我们家族中有名望的执事人。村里村外，说起他，无人不伸出大拇指，表示钦敬有加。可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所生的四个子女都没有进过学校大门，全是文盲。

　　放在旧社会，这算什么事？那时穷人几乎都是文盲。可是现在解放了，翻了身的农民家家都把孩子送进了学校，大伯的子女最小的也已十四五岁，过了上学的年龄。说起来此事，大伯后悔不迭，自己聪明一世，却在这事上犯了糊涂。

　　直到1952年，大伯家才有了第一个学生----他的大女儿。

　　她是我的堂姐，名叫凤兰，不但聪明伶俐，而且长相靓丽，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酷像大伯。1951年，她刚满17岁就结了婚，姐夫高小文化，是邻村的一位现役军人，后转业到甘南某国防厂当了工人。堂姐是个有志气的人，从结婚那一天起，他就感到两人的差距，心生一种危机感。如何缩小差距？她想来想去，只有上学。第二年，已经18岁的堂姐，在公婆的支持下走进了学堂。

　　那时我正在上高小，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一行人传颂着乡间奇事。有一个同学说：“你们见过十八岁的新媳妇上小学一年级的吗？咱邻村就有一个。她天天背着书包，和七八岁的小孩子一起，坐在教室里和老师一样高，像是学生的妈妈。”同学们议论着：“那么大了，也不嫌臊得慌！”“她还真有胆量，就看能不能坚持下去。”我已听说过，知道他们说的就是我的堂姐。我说：“那有什么？旧社会不是家穷上不起学么！”

　　堂姐不管这些议论，还是坚持了下去，一直学到会读书看报。不久，乡上见她出身好，又好学上进，选她当了妇联主任，成了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吃公家饭的人。

　　以后，我上了初中。暑期放假时，大伯对我说：“孩子，咱家有了脱产干部，就是你姐。她十八岁才上学，又入了党，现在是乡妇联主任了。咱坟里的风水厚实着哩，以后就看你的啦！”我看得出，大伯脸上漾出兴奋的光芒，他是为堂姐的进步而骄傲啊！

　　堂姐工作大胆又热情，先后调任几个乡，工作做得都很出色。她走村串户，宣传男女平等，宣传婚姻法，调解家庭纠纷，维护妇女权益，很受群众爱戴。老太太把她当女儿，年轻姑娘把她当大姐。堂姐名声大了，大伯更觉脸上有光，走到哪里，三句话不离“我那个大闺女”。邻村的熟人看见了他，老远就喊着“那不是凤兰她爸吗！”大伯就会笑容满面迎上去说：“是啊，是啊！你们可好？”直到大伯去世时，邻村人还说是：“凤兰她爸不在了。”

　　到了七十年代，堂姐有了三个孩子，八十岁的婆婆还跟着她，丈夫又远在千里之外，再留在乡下走村串户已经有了实际困难。县上领导说：凤兰在乡上已经工作这么长时间，该调回县上了。一纸调令下来，堂姐到县印刷厂当了党支部书记。

　　打这以后，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那个小小印刷厂没有在改革大潮中站得住脚，不久就承包给私人经营。原有人员，大部分下岗回家，无事可做，连生活费也无处可领了。家里四五口人吃饭，仅靠姐夫那点工资实在顾不住，堂姐作为县上的一个科级干部，并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自力更生，置办了一架小推车，每天推到街上卖汽水、糖果和儿童玩具什么的，挣几块钱补贴家用。到了八十年代末，国家有了新的政策，堂姐才拿到了退休金，虽然数量不多，也感到很满足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堂姐随丈夫从河南移居兰州。环境变化了，家里又有了新的困难。3个在企业工作的子女，几年之间全部下岗，老两口不得不节衣缩食，拿出退休金补贴孩子们。以后，大女儿熬到退休生活暂时稳定，二儿子炒股赚赚赔赔靠儿媳勉强度日，三儿子两口倒腾服装过得紧紧巴巴。可是堂姐两口子不怨天，不怨地，始终乐观地生活着。

　　堂姐是和我一块长大的。1959年，我和妻子结婚时，是堂姐领着我们办的登记手续。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回乡探亲时再次见过堂姐一面，那时他正在推着小车在街上摆摊。如今，堂姐老两口都已八十多岁。今年五一节我和女儿赴兰州看望她，姐弟相见，堂姐高兴得眼泪长淌。我看到，当年长相靓丽、充满活力的堂姐，已变成瘦小的老妪，只有两只大眼睛还时而闪动出我所熟悉的光芒。

　　他们住的是商厦5层一个70多平米的两居室，屋内家具陈旧，只有一架彩色电视机还看得过眼。我说：“日子过得清贫啊！”姐说：“还可以，比起当年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姐弟回忆当年，说起老一辈创业的艰难，不禁多次唏嘘流泪。夜晚，姐姐特意把她睡的床让我睡，她和姐夫睡到另一张小床上。早上，天不明就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餐。我忽然觉得又回到了当年的家，堂姐就好像我的母亲。

　　在堂姐家，我住了3天。堂姐几次劝我多住几天，我说：“女儿要上班，我也还有一些事要办，不能再住了。”堂姐说：“明年还来吗？”看着她依依不舍的样子，我说：“还来。只要身体允许，我一定来。”堂姐拖着衰老瘦弱的身体，一直送我到楼下，直到车走了很远很远，他还在那里向我们招手。

　　（201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