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北往事之十父亲扛着扁担 。父亲扛着那挑水的扁担从稻田地里回来，我问父亲打仗打的厉害吗？有受伤的吗？公安局的来了吗？抢走了多少粮食？你打了几个？父亲没吭声一脸的凝重。母亲说我小时候就好说，上了学还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还要问砂锅几条腿。“哎！老百姓也不容易，日子好过了，谁会去偷，谁会去抢那。”这是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一句对话。

　　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父亲五六岁时父亲的父亲就不在了，听说那时刚“解放”没几年，人民都翻身了，尤其是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大家在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要一步迈进“共产主义”，爷爷在生产队里当个小队长，一天叫谁干活谁不干，自己生了一肚气又多干了些活，出了一身汗，深秋季节喝了一肚子凉水，得了心口疼的病，撑了六七天就不冶了。父亲还有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我记得后来听父亲说，那时候不管他和弟弟在哪里玩，只要听见村庄里有女人的哭声，他就会拉着弟弟的手住家跑，是不是俺娘又在家里哭了，是不是俺娘又在想俺爹啦？奶奶后来在生产队的食堂里给公家摊煎饼，才养活了这六个孩子，才躲过“三年自然灾害”。

　　自那次发生了附近村民抢稻子的事件后，农场的职工家属又多一件事，打更就是夜间轮留在稻田地头巡逻，村民集体大白天抢掠的事是不会发生了。但快要熟收割的稻谷夜间如果无看管，村庄中还是有胆大的，个别村民就会把镰刀磨的快快，夜里把 包袱或床单之类的，铺在地上，转门割稻谷的谷穗。这样工作量就会增加，大人更顾不上家里的孩子，更加劳累，从地里回来就会唠叨这附近村庄的百姓多么多么坏，于是在我们这些自小在农场中长大生活的孩子，内心深处就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于种下仇恨，就一直认为当地的老百姓，都是贼都是坏蛋甚至都是土匪。以致于后来我们长大之后，也就是小学生阶段，我们这些自认为比他们要高人一等的，比那些村庄中的百姓好似要高人一等的，九二三厂的少年们，发明一个名词叫“老杆子”，把这附近村庄中的百姓统称为“老杆子”。后来在我们又长大了几岁时也就是初中阶段。又发明了一项课外活动叫“打老杆子”。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在上小学的时，虽然有些顽皮，但心地还算善良，天生好动这或许是一个人的天性。那时农场中的孩子品性也不算坏，不知是哪一年从“天津大港油田”搬来了一批四化建的职工，或许是被从城里赶到了这穷乡僻壤之中。心里极度的不平衡，这帮人的子弟一个个好争勇斗很的，在学校里整天不是打这就夯那个的，加上那几年电视里港台武打片流行，也就带坏学校的校风。

　　甚至有一段时间农场里连个，卖菜的收破烂做小买卖的都被这貌似城管的，十五六岁的少年们给赶了精光。

　　农场离最近的集市张集乡也有十几华里，也许是当地为了繁荣地方经济加强农产品商品交流，一九八九的十月一国庆节期间，在距在农场东北方向约三华里的打连张村，开三天的农产品交流会。村里还搭了戏台子请来了唱京剧的。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戏台前看几个武生在翻筋头，看的真在兴头上。突然一阵骚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群人扭打在一起，从戏台子一直打到村南面有几堆草垛的场院附近。我们几个人一开始也没有在意，朝场院人多的地方拥去，还想随着拥挤的人去看热闹，决对是动了砖头，血从一个上衣穿着绿色军装的青年头上流下，湿透了后背在阳光下格外耀眼。有人已经掏出了刀子，有好几个人歪倒在场院的草垛旁，看样子是“老杆子”们败了，不是农场九二三小青年的对手。

　　我们几个还在看热闹，已经有十几个村里的青年把我们围了起来，跑吧！撒腿就往场院的南头跑去，因为我看见棉花地头上站了，十几个农场的比我大几岁的那几个惹事的青年们。耳边嗖嗖的风声，头上是飞舞的砖头石块，甚至于还飞过来一个铁锹头，终于跑到了地头和他们会合在了一起。我们是跑了出来，但是农场还有好多人没有跑出来，当时的斗殴的激烈程度决对比我写的要激烈甚至于残烈，具说他们村里的人在公路上封住了回农场的路口，除了小孩和女人之外，只要见到农场的人就打。最后的结果是农场卫生所人满为患，有一家三口一起去卫生所缝针包脑袋的。（这个人许多年之后在孤岛我和他还会偶然相遇，我想他也就是揍的货）为什么不反抗。

　　反抗一定要反抗，一家三口三个男人被别人打的头破血流，一个人软弱，两个人呢，三个人呢？

　　公元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情转眼过二十七年，如果以一九八九年算起，三年之后我又见识了一场械斗,一场如农民起义般战斗，那一次是我当兵时，连队协助济南陆军学院，拍一部叫车辆的战前管理的纪录片，因为剩了些炸药，炸鱼和当地村民发生了冲突。那一场冲突虽然过去了很么多年了，真的不敢想象，当时我们那么牛x的连长被吓的，需要两个人架着往前跑。

　　老百姓就这么可怕，老百姓为什么可怕，真的是穷山恶水破夫刁民吗。工人和农民，无论何时都应该能好好团结的在一起，农民就算都变不成工人，工人既然都是农民变成的，也应该好好的对待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