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笑着走后，父亲孤独了整整七个月，老屋清冷了，也整整七个月，我也成了没娘的孩子。

　　那年的年三十，我们一家人正准备吃年饭，电话就响。往常这个时候的电话，多是老家人催我回去吃团圆饭的；今天，亲自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父亲，他用完全颤抖却难掩饰内心真情的声音给我说：

　　“看来，你母亲不会跟我们过完这个年了……”

　　我心里突然一阵剧烈的震荡和疼痛：母亲虽然已卧榻十年，天天病痛，可还从来没有让父亲这样悲怆和无望过。

　　电话里，我平生第一次跟父亲作了最短暂的交流，我也平生第一次这样果敢、严厉地要求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我的娘送来住院治疗！

　　挂了电话，我就疯了一样跑到街面上去联系医院。可大年三十的，家家正忙着准备年夜饭，人人正围在饭桌旁，只等辞旧迎新的礼炮一响，就要吃团圆饭了。残阳西照，只有冷风还没有回家，它像一个饥饿无娘的孩子，不停地翻卷着白天遗留下来的买卖垃圾，白天里拥挤喧嚣的小城，此时关门闭户，一个行人也没有。所有医院的门，不是半隙，就是紧锁，即使开着，里面也只是几个实习的小医生，或是节假日才安排顶岗的临时性医生。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处夫妻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不知怎的，南宋这首民歌，此时回荡在空阔的年夜里，我仿佛咀嚼出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它们闯入我的心境，撞击我的灵魂，撕扯我的感情，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

　　安娜的不幸在于没有爱情，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呢？我家呢？

　　包括那些平时宰人厉害甚至是医死过人的私人诊所，我都一一跑了过来，最后来到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感觉这里还存留着一点可信的东西，我便要了120急救，到半路接我的母亲去。

　　母亲进城入院的时候，年夜的小城已经灯火辉煌，处处燃放鞭炮，礼花蓊郁。没想到，年轻时爱乔装来小城赶街的母亲，十年后竟以这样躺着的姿势再次入城，她的眼前除了漆黑，还是漆黑，没能看到她日守夜梦着的这座幽城，也没能看见她儿子工作的地方……

　　母亲住院治疗的整个期间，不管白天黑夜，父亲都无望地蹲守在一天天孱弱下去的母亲的病床旁。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急匆匆去看问母亲的时候，医院里有一只斑鸠不停地叫着：孤——独独，孤——独独……我仿佛觉得，这斑鸠是母亲从山里带来，是要留给父亲和我的。在母亲住院治疗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有人从这里升入天国的整个路程。

　　医生用陈旧的设备给母亲诊断的最后结果是“胸腔汲水”。这非绝症啊，可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难以把握。旁边的几个病人，也是越医，病就越重，有时病重得吓哭了人。为防止母亲病情恶化，我们只好放弃了本地农村医疗那点微薄的报销，把母亲转入附近的另一所人民医院里继续作无望治疗。

　　人，之所以活的阳光，是因为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知道了无望，这是何等一种痛苦啊！

　　转入新的环境，有了新的医务态度和意识，母亲曾一度好转，开口要水了，我心里是何等的欢愉，虽隔七、八里路，从一座县城到了另一座县城，从一个专区到了另一个专区，可我依然每天往医院里喜奔。后来，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到了吃什么就吐什么，吃多少就吐多少的程度，她干脆就不吃不喝了。父亲有时生气了，恳切的说：“吃一点，不吃，等死啊！”母亲唯一的回答是：我要回去，在这里也是白搭。当时不清楚也不愿清楚母亲这话的意思，可亲眼目睹了和母亲同一间病房的人魂归天国之后，我开始明白母亲了，并与父亲商量，最后满足了母亲。

　　母亲就这样趟着来到小城，又这样躺着离开了小城，来也漆黑，走也漆黑。

　　整整一个月，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山村已然桃红柳绿，一片春光。

　　然而，像美国着名女诗人夏洛蒂·斯特恩斯的儿子T·S·艾略特在他的《荒原》里说的那样：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那年的四月十二日，正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第335天，置身在南方暑气的山村已经是绿肥红瘦了，母亲不说一声地，笑着走了……

　　难怪母亲要笑着走的，父亲将母亲安葬在落红满地的果囿里。春，满树荣花、蜂歌蝶舞，伴着母亲；夏，满枝青果、唧唧鸟鸣，伴着母亲；秋，高坡上的落果，全往母亲的坟岗里聚……

　　也许天国真有这么一本书，书里真有这么一段话：生活在痛苦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是含着笑的；生活在快乐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定然露出痛苦。

　　母亲走后，父亲颓废，子女走散，老屋清寒，我过上了没娘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父亲十分为难地把一个看似比母亲还显年轻的女人带进我的家里来，要我叫娘。虽然没了母亲，可别说是我，就是妻子和女儿，也难以叫出那个已经搁置了七个月的称呼。这突如其来，实在令我难以承受，我也实在难以叫出那个我曾千万次呼喊和扑入，甚至为了她而责令过父亲的字眼。一个四十岁的人，要叫一个没一点血缘关系，没一天养育之恩，没一点族群往来的六十岁女人做娘，这是何等难啊。

　　我们的乡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道门。可要称一个外人做娘，起先我是多么不乐意啊。我偷偷瞥了一眼父亲身边这个女人，她虽然满脸皱纹，可皱纹间透出一种母爱，一种慈祥，一种平易，一种宽容。我始终偏执地认为，脸上越有皱纹的人，感情越丰富，这样的人也就越容易相处。好多次，我都想叫她一声娘了，可话到嘴边，却只能默默往回吞咽，在心口里扑腾着、喊着、叫着、堵塞着，让我难受到了极点。她似乎看出我的窘像，站起来，从小背篓里掏出长得像心脏一样又红又沉的柿子，递给我，说：女孩子喜欢吃甜食，留给孙女……看着我始终没有出声，父亲也站了起来，将一包用纸盒包装精美的核桃递给我，说：你母亲在的时候，年年留你一些；你母亲走后，你就很少回来了。现在，你就要当面前站着的这个女人是娘了……

　　我顿时吞吐、支吾，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说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说。

　　嘴上不说，不一定心里就没有；口头上不喊，不等于没了牵挂。父亲带进家里来的这个女人，让我切切感到母爱在延续，可我何时能痛痛快快地亲口喊她做“娘”？

　　看着父亲继母怅然离去的背影，我满噙泪水对自己地说：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必亲口喊您做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