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1月4日，又适逢我的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应写点什么作个留念呢?我去年的《生日随想》写到，我的生日即是我母亲的受难日，最应该写的还是我的母亲，于是脑海里顿时思绪涌动，引起我对母亲无限怀念。

　　在我十二岁那年，夏季来临的五月，母亲因难产仙去。那时我上了小学五年级，因不懂事，不知断了母亲恩情的后果。全家人都在悲哭，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眼泪，曾愧对过母亲的在天之灵。后来虽然在外工作几十年，作为一个游子心灵深处，永远有一个痛处-------不知母爱之珍贵，也不会再得到母爱了。

　　母亲出事的那个凌晨，不记得何时辰，因我是一个顽皮少年，活得很糊涂。只记得我在梦中被吵醒，什么梦也记不起来了。因为家里楼下的睡房有很多跳蚤，我生性胆大，就睡到二楼厅堂的木架上。木架边上有一副我爷爷为自己储备的大棺材，油黑发亮，一般孩子见了就跑，不敢上我家二楼去玩。

　　我寻着哭声走下楼，看见我的两个姐、哥哥、父亲都在痛苦哭，嘴里说着一些祈求我母亲不要离开的话，进进出出我父母的房间很多趟。哭声引来了同村很多人，有热心帮忙的，有看热闹的，围满了整个厅堂，氛围黑压压的，似乎我家要大祸临头，让我感觉十分蹊跷和不安。

　　母亲的房间不时传来母亲的痛苦呻吟，不时有人大声叫唤:“搭把手呀，抬起来，放上点”, “让开点，垫上被子，还在流着血呢”，好像要把我母亲打包急切地送走。气氛既吵闹，又很恐慌，母亲房间还不时地散发出一股血腥味。

　　我那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楼道上看热闹，傻傻地目睹我家乱成一团糟。

　　村里平时有爱心人全来帮忙了，有人大声喊道：

　　“快，快，要赶快，送县医院去，救命要紧”。

　　在一片慌乱声中，我再也没有听到母亲痛苦呻吟声，据我二姐说，母亲对她只说了一句话“照顾好弟弟和妹妹”， 可怜的母亲估计已经昏迷。但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至今还被在京城的我弟弟奉为“遗嘱”，弟弟那年才四岁，每每回忆此，他几乎哽咽。

　　众人用一张竹子睡椅做担架，把我母亲架着抬出了房间，拥出了厅堂，往村口的田间小道走过，奔县城而去。

　　我年幼的姐姐们哭着，喊着“嗯妈，嗯妈”，一直追到村口。可我无动于衷，一不会哭，二也没说什么话。平日里我像只小老虎的顽皮劲，此时却像是个死皮狗，发不出半点叫声。为此，我痛恨自己至今，关键时候怎么就不行呢。

　　等到天亮，从县城传回消息，说我母亲属于难产，生下我最小弟弟后，胎盘没有下来，因流血不止，在痛苦的喊叫声中停止了呼吸。开始我根本不相信，好端端的母亲，怎么就去世了呢，打死我也不相信。

　　直到天亮，我照常去牛棚放牛出来，刚走到村口，远远望见一群人推一辆盖着被褥，显得十分臃肿的沉重板车，朝我村慢慢走来。那群人静静地往前走，好像都在低头走路，显得低沉和悲哀。

　　母亲尸体运到村口对面的“魂山”，说是怕我父亲见着悲痛万分。整个村子的气氛骤然凄凉了许多，乌鸦在村后的大苦楝子树丫上，零星地哀嚎。我家老黄牛老是抬头顾盼，也不怎么吃草。在我父亲坚持下，让母亲尸体运回家来安殓，家门口的大黑狗对着为我母亲抬尸进屋的人乱叫，显得十分凶恶。

　　此时，我知道真的失去了母亲，一股酸楚的滋味涌满我的眼框，我略有悲痛，可没出眼泪。我从此感觉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人家有妈妈，可我没有了。我们是村子最可怜的孩子，我没有了打架、调皮的资本，我没有最疼爱我的人呵护了，感觉自己就是个流浪儿。

　　母亲离开我的那年是四十一岁，梳着短发，穿着从右边腋下对开的灰白衬衣，眼睛凝视，满脸慈祥，现在越看越觉得我母亲相片透出的忧郁之兆。不知何因，父母要去县城人民照相馆照那张不吉祥的照片。现在估测，那时候我父母恩爱，肯定是父亲的一时高兴，说给我母亲祝贺生日照张像，哄我母亲开心，拽着我母亲进了照相馆。谁也没想到，结果那张照片竟成我母亲最后的遗像。

　　母亲难产也是没想到，那年母亲已经生养了七个孩子，四女三男，加上难产的最小弟弟，刚好八个。谁会想到每次顺产的母亲，结果在最后关头，却出了问题，是天意，还是命运?每次我在祭扫母亲的墓地，我总有一种隐隐作痛的苦难，幸福从小就离我遥远，我心中常有母爱的缺失，激发我与命运抗争。

　　我从小失去了三位亲人，除了母亲早逝，还有一个在我之下的妹妹叫“美花”。在六岁的时候，妹妹去水塘边洗一个弄脏了的棒棒糖，不小心滑落水里，不幸淹死。当时母亲刚从地里劳作回来，到处寻找妹妹，呼喊妹妹的名字。等到妹妹被人发现漂浮在水塘，母亲像疯了一样地哭喊，但被众人劝住，最后还是晕倒在水塘边。美花妹妹夭折后，按风俗最后草革裹尸，埋葬狮子岭脚下的一排大杉树下，也就是通往母亲墓地的必经路边。每次扫墓，我都少不了在此停顿片刻，心念我妹妹的在天之灵。

　　说到难产的弟弟，他命大，“克”了我母亲的命，生下来八斤多，是个大胖小子。在我母亲去世没多日，就托付到河桥村一户没有生养的人家收养。那户人家很富裕，应有尽有，精心照料我弟弟。除了天上月亮不能摘下来喂我弟弟吃，我弟弟什么好东西都吃过，长得白白胖胖，收养人家十分欢喜，希望我父亲有空去看看。我父亲如约而去，没想到我母亲“阴魂”相随，发现了我弟弟的收养处。不久我弟弟因食用太多豆浆汁，肠子消化不畅而夭折，传说是我母亲把我弟弟带走了。

　　母亲是客家人，出身和成长随外婆迁徙了好几个偏远的山村。母亲具体出身在哪里?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的亲舅舅，住在那个上下十里陡坡的“望烟洞”村，舅舅就跟同宗姓“李”，住在那个像原始森林一样的“天坪”村，舅舅就跟全村人姓“廖”。

　　其实，我们对舅舅常改姓，并不是很关心，关键是这样改姓，影响我们对我母亲姓氏的认同。母亲名字为“菊梅”，别人叫起来很好听。我的印象中，母亲的姓一直称呼“廖”，“廖菊梅”感觉上也比“李菊梅”更容易接受。现在母亲的墓碑文，也是刻着“母亲大人”为“廖菊梅”，习惯上更亲切，更像我永远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候跟着外婆迁徙，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官背冲”村，那里的人全姓“廖”。不知何因母亲当上我们村上的“赤脚”医生，算是半医半农的那种村姑。据说，母亲年轻时，很活跃，为人很热情，背一个有“红十字”药箱，爬山过坳，风雨无阻，为十里八村乡亲们看病，打针。

　　那时我们村小学和村医疗所，是同在一个大队部，就是同在一栋两层楼瓦房的一楼。我父亲是“赤脚”老师，也是半教半农，且能说会道。“赤脚”医生遇见“赤脚”老师，应该属于“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很容易接近。单纯的母亲被我父亲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心，后来陆续就有了我们这群孩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