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是个实心肠，按照他和我父亲年龄一般，叫他叔叔似乎更为妥当。

　　老朱的儿子比我小，在上高三，老婆有糖尿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待在家里只能简单做些农活，看顾些家务。于是为了生计，他从启东某小镇跑来当小工，老板就是我家店铺隔壁修理电动工具的店主。

　　不得不提的是，他的老板是个“老抠”。在偌大的城市中，或许是件很稀疏平常的事。就像租给我家店面、有一辆宝马一辆奔驰的工厂老板，从来把厂区里的除污设备当摆设、 会想尽办法提升每年租户的水费、死乞白赖搭你的顺风车把你当免费司机使唤是一样的道理。老朱的老板在买12元“红南京”香烟的时候，也总会谎称自己正好没带钢蹦。

　　“狼来了”的故事听太多是会厌烦的，我现在已经能很好脾气、眨着闪亮的小眼睛等他终于把最后的一元掏出来，而不是说“下次再给，没事。”

　　也不能说老板都是多么多么抠门，这是以偏概全。毕竟你如果能跟一个像马云一样的老板，动不动就会甩红包，绝对是不可能吃亏的。

　　但你也不能说老朱遇到个地主似的老板是运气不好，毕竟在整个现实中，这还是一件相当大概率事件。

　　关于老朱的老板，虽然是也是熟识，但我并不愿意在他身上浪费太多的笔墨，毕竟在老朱之前，他已经“抠”走了三个伙计，现下还是多说说老朱。

　　说实话，老朱来干活的前三天，我们全家连带着周遭邻里貌似都没有注意到他，你或许以为这是个夸张的说法？但确有其事。老板安排他在摆满机件的那间铺子里看器械，那里面只有一个大概8w、被机油薰得黑亮的节能灯泡，老朱自己又是乌漆抹黑，从脸到手指尖上都是黑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只要往他脑门上扣一轮弯月，他就可以上台万无一失的演包公)。另外加上他并不太知道这边的方言，所以到后来才慢慢熟悉。

　　店里的活总是他抢着干，平常修冲击钻、电瓶、线圈，或是本该老板娘干的扫地洗碗，都被他一律承包，顶多盛夏天的时候就借着刚修好的排风扇躺在凉榻上打个盹，偶尔操着乡音向我们抱怨老板娘安排他晚上吃粥实在是吃不饱，自己不抽烟不喝酒，最多饿急了偷跑出去买小半个酱鸭开顿荤，乐趣也就是周末闲时拿按键手机和儿子互发短信，逗逗别人家养的那只叫“牛奶”的小草狗。

　　老朱是个再好脾气不过的人了，可以说忍耐的几乎懦弱，就老板极克扣他伙食这件事上，都没有勇气提出些许微末的建议，申请把两粥一饭换成两饭一粥。

　　我母亲实在心软，拿桃酥饼给他“补充粮草”时，他用油腻腻、黑乎乎的手拿着火急火燎地往里塞，边吃边连连道谢，有些傻憨。

　　但这样好脾气的人，有时也会跟顾客起争执，与其说是争执，不若说是单方面挨骂更贴切，电动工具修得慢了、修理费太贵了或是没几天又坏了，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顾客对一个小工大声嚷嚷的理由。其实来修理电动工具的要么是包工头，要么是翻沙厂的老板，所以你千万不能指望他们像高级火锅店的服务员那样面带微笑。他从不为自己辩白，也许认为自己笨嘴拙舌，即使辩了也没什么用。

　　老朱是个实心肠，有点唯唯诺诺，朴实勤快，喜欢小动物，是涌进这个城市千万谋生的人中的一个，渺小到不能在只有一百个人的人群中挑出他黝黑的脸，你始终没办法记住他的眼睛、眉毛、鼻子，就好象他的长相早已被生活完全烙平。

　　大年二十六，地主老板终于把欠了整年的工资结给他，你只瞧着他归家的背影，便可以想象他背了大包小包挤车的狼狈模样。

　　不过在他的那片小小热土上，作为某个人的父亲、某个人的丈夫或者是某个人的儿子，他必定从未平凡过。

　　(之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