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P帮同学大专毕业的女儿在县城落实了工作，同学自是千恩万谢，买了好些东西去看他，并连连称赞他是所有同学中的佼佼者，跟他能沾不少光，阿P被同学夸得晕晕乎乎，大言不惭地说孩子以后在县城有事，尽管开口，他必定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

阿P决定帮忙帮到底，给同学的女儿介绍个好对象。他思来想去，忽然想到畜牧局王副局长在一次酒宴上提及过，他家的小子部队转业后，在一家国企工作两年了，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让大家抄点心。阿P想：如果能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即在同学间落了好名声，又能讨好个官场上的副局长，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经过再三斟酌，阿P认为双方还算班配：首先说两个人的年龄相当，同学的女儿虽说是正式工作，可无论从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来说都与男方存在差异；而王家小子虽说家庭条件优越，可学历不如女方高，虽说凭他家的社会关系，转正不成问题，可毕竟还不是正式工作。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双方家长透露后，立刻得到双方的热情拥护。

不久在他的安排下，双方在一家酒店见了晃面。可不久就得到回信，同学的妻子说她找人查了属相，说两人属相相克；局长的内人则嫌女方气质还算可以，但不够高。阿P可不愿自己的心血白白浪费，依靠和两家的特殊关系，他分别批评了女方家长的封建和男方家长的过分挑剔，夸口道自己能当孩子们的大半个家。在他的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双方同意孩子们进行交往。

家长这一关算过了，接下来男女双方的交往却也不是一帆风顺。三天两头闹矛盾不说，还经常拿他这个媒人说事，说要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早就不再理对方了。又一次阿P在街上遇到女方，女方历数了男方诸多鸡毛蒜皮的小毛病；而在一次酒宴上，王副局长还转述儿子的语气，说女方可能还与前男友藕断丝连，看上去不很满意。

本来阿P对外应酬就多，管这事完全出于一种义气暗自后悔，如果说不成，双方经济上的损失还算小事，耽误了双方黄金时期，岂不是罪过？于是，他便打算退出胜算不大的婚事。他分别非常委婉的向双方透露，如果不太满意，可以再给他们操点心，介绍个更好的。可无论说给哪一方，却都遭到反对，愿意再相处下去。至于他们中间的小矛盾，两人再也不提。

就这样男女双方不温不火地进行了大半年，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时，双方家长【尤其是妻子方】又在彩礼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矛盾。俗话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更何况俩家又分居城里和乡下呢。乡下沿袭老传统，住房等一等各切全由男方承担，彩礼自然要的多；城里男方买了住房后，其他一般由女方承担，彩礼自然是象征性的。由于双方差距太大，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这时的阿P，再也说不出能当孩子半个家的硬起话。他夹在中间，使出官场上练就的和稀泥的浑身解数，求爷爷，告奶奶，腿都跑细了，最终把数字定死在20000元。为此，还落了双方的老大的埋怨。同学说：“阿P，到底是官官相护啊。”王副局长说：“就算是再要铁的同学，也不能这么偏心啊。”

婚期定下以后，双方又在举办事宜上产生了摩擦。由于当时县里刚换届了新任领导班子，对领导干部在红白事大操大办之风抓得特别紧，按王副局长的提议尽量把婚事办得规模小一些。可那女方又是个大家族，七大姑，八大姨，都能配上一个加强连，他们坚决反对控制人员，理由很简单，不能破坏家族规矩，但可以在家办婚宴，县里总不能管亲戚间正当往来吧。

可男方认为在家办婚宴不实际，再说面子上也确实说不过去。这一次，双方都认定彩礼上阿P偏向了对方，都不肯再作丝毫让步。阿P见说服不了他们，索性把双方要求照单全收，各随己愿，一切见机行事。结婚那天，阿P亲自带队迎亲，装彩礼的时候，女方又死活不让装车，迎亲的亲戚知是要钱，但又不谙当地风俗，都不肯掏钱。

最后，争执一段时间后，还是阿P掏了300块钱才肯放行。着一来二去的耽搁了半个多小时。等四五十人的一行车队浩浩荡荡到达办婚宴的酒店时，发现酒店预定的桌位早已所剩无几，王副局长预先没有通知的朋友同学，打听到消息后也来了不少，本指望阿P能少带些人来，可恰恰相反，来的人比预想的又多出一倍。

　　      于是，男方又手忙脚乱地在相邻饭店临时订做了几桌相同规格的酒席，婚礼便在一片乱哄哄中进行。事后，听王副局长不满地说，他因婚事大操大办受到纪检的追查，幸好没什么大问题，落了个通报批评的处分；老同学上城看闺女，来他家串门，又埋怨阿P害他在亲友面前丢了丑。

事后，同学和王副局长见了他依旧那么客气，但看得出，他们之间在感情上似乎有了一种莫名的隔阂，隐隐约约里阿P觉得反欠了他们什么似的。小两口的日子不温不火，平平淡淡，但还算幸福。有一次在大街上见了他，跟以前一样，依旧甜甜地叫着伯伯，可也看不出感恩戴德的意思。本来想通过这门婚姻，增进同双方家庭的感情，可事与愿违，赔了夫人又折兵。“好人难当啊！”阿P想。

从此，阿P再也不管说媒牵线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