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群人都老了，也都病了。”吴念真的作品《笑容》这样开头。这是群矽肺病人，经常喘不上气，可精神头儿不减。有一天警察冲进巷子，说他们是公开聚赌，要带去分局拘留；他们把氧气管一拔，台式、日式的咒骂一齐喷向了警察。后来太太们提起这事都带着些许的哀怜：“可怜哦，才刚骂完，一个个都忙着抓起氧气用力吸，一个个喘得像条狗。”文章的结尾又回到“后来”：“后来，这些人就在医院里一个接一个离开，没有人再回过家来。”

　　 治不好的病人怕“后来”，日渐衰老的人也怕“后来”。但年轻人不怕，他们盼的就是“后来”，“后来”才是希望。

　　 有了经历才知道，“后来”和我们“希望”的不是一回事。时间是个魔法师，“后来”就好似一部连续剧，一集一集按自己的逻辑往下走，全不照你编好的剧本演。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掐着指头算：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后来，连自己也不信这鬼话了。再后来，曾孙把生意做到了共产党的地盘上。

　　 五十多年前，厦门和金门相互喊话。播音员陈菲菲在厦门鼓动蒋军投诚：带回一把手枪奖励50元，一把冲锋枪150元，驾机回来奖黄金几万两!对岸播音员许冰莹向大陆喊话，讥讽这边“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啃香蕉皮”!后来呢?隔空喊话38年，都歇了。前几年，许冰莹考入厦门大学，她跟陈菲菲在海边把臂同游，像姊妹一样。

　　 每个人都想主宰命运，但用力太猛，命运反而脱了缰。张国焘早年间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后来投蒋，摇尾乞怜，苟且偷生；再后来避祸香港，度日维艰；再再后来，寄居海外，孤老长眠。一次次“后来”接下去，一直接到了墓园里那块砖头大小的地碑下，安静了。

　　 “后来”的接力有时亦显诡异，弯道频频。当年，文强抓捕恶魔张君立了功，他用脚踏住张君的头：你也有今天!后来，还是这句话，却只好说给自己听。再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剧集又有了下一季。

　　 一个个无情的“后来”故事，早就在历史上写下。辽沈战场上，国民党“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是黄埔教官，共产党四野主帅林彪是黄埔四期生，师生对阵，都是抗日名将。短短52天，47万国民党精兵灰飞烟灭。自然，人生的成败还未盖棺。后来，卫避居香港，1955年回到北京，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而终老；后来，林位极人臣却未能善终。人算不如天算，时间总是赢家。

　　 鲁迅的兄弟周作人80岁刻了枚闲章自嘲：“寿则多辱”。想想也是，倘1936年陪兄驾鹤西去，那耻辱而苦涩的后半生又从何谈起!1949年，64岁的周先生开始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后来”。逝前17年里，他一共翻译了400万字，写作了200万字——全部出自一个被剥夺了zz权利、不时要到派出所接受传问和写思想汇报的管制对象，一个生活困顿、又时常为病痛所扰的老人之手。这17年光阴，令人敬重。

　　 不甘“多辱”，改变了“后来”的，眼下也有。近期媒体津津乐道的储时健，这位红塔山的开山人，以八十高龄的戴罪之身隐山种橙，把人生的最后一段融进了山林。却原来，时间不总是赢家，人算也能胜过天算。

　　 我们何不打起精神，把“后来”交付给希望：

　　 后来，我们依然相信爱，后来，我们不再那么受穷；后来，“绝症”也见好出了院；后来，志愿者多了警察少了；后来，“尊严”二字不那么陌生；后来，世界开始变得安静……别说这都是童话——没有后来，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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