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护国寺街自打“前清”起，就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如今西边街口虽驻扎着时髦的咖啡馆，但不妨碍巷子里豆汁儿叫卖。漫步石板路，行至街东口，市井气息到此为止，再往东，就是曾属于皇家的恭王府、什刹海。一座白墙红门的四合院在街口悄然守望，小院本不起眼，因梅兰芳曾住在这里，被挂牌保护起来。

　　 1986年。梅兰芳纪念馆在此故居基础上成立。2008年陈凯歌电影《梅兰芳》上映后，游人突然多了些。其实，这所宅院与该片没有关系，电影中黎明扮演的那个一身雪白西装的梅老板，不同于这里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梅院长——藏蓝中山装，列宁帽，每天奔波于政府会议、慰问演出。

　　 这就是护国寺街9号院。自1951年，在这座闹市之中的静谧门庭，伶界大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喧嚣又寂寥的十年。

　　 二进小院原是王府马厩

　　 1949年，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一样面临抉择。齐如山是梅兰芳的铁杆支持团队——“梅党”的领袖，他选择去台湾；而梅兰芳毫无迟疑地要留在大陆，唱了一辈子戏，自然是观众在哪他在哪。“再思啊再想!”齐如山以一句戏文作为告别。梅兰芳乐观地说，你到了台湾，我们还可以一起搞戏剧。这对死党一生无缘再见。

　　 1949年10月，梅兰芳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开国大典。1951年4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他写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

　　 周恩来建议梅兰芳回北京居住以便工作，并想安排他住回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婉谢。他说那间宅子已经卖给他人，不希望依靠政府之力迫使人搬出，请政府给他一所小院作宿舍即可。政务院管理局于是为梅兰芳安排了三套房子以供选择，护国寺甲1号院(后门牌号改为9号)是他看房的第一站。小院向东不远是庆王府遗址，此院原是王府马厩，后改建为二进四合院。民国时期曾是国民党军官宿舍。这宅子固然比不上大四合院和小洋楼，但对于梅兰芳来说，廿载颠沛流离，有个安定的家即好，身在新社会，今非昔比。梅兰芳表示对这里很满意，其他两处不必再看。

　　 1950-1951年问，梅兰芳一家陆续搬至北京。不久，两个大儿子都结婚生子，加盖了南房、西跨院后罩房。宅子挤了点，但便于梅兰芳与孙辈们亲近。有一次，孩子们在院里踢球，一脚把球踢进厨房饭锅里，梅兰芳只觉有趣，并不责怪。

　　 客厅与缀玉轩的两重天

　　 小院坐北朝南，东厢房原是厨房餐厅和女儿梅葆玥的卧室，现开辟为梅兰芳的服装道具陈列室；西厢房原是长子梅葆琛卧室，现展览梅兰芳的国画作品，还有齐白石、陈半丁、吴昌硕、黄宾虹、徐悲鸿等画坛师友赠给他的画。梅兰芳酷爱绘画，当世名家被他拜了个遍，小有造诣。抗战时困在上海不登台，他就靠画画为生。站在院中央，面前北屋一排正房，最东边是梅兰芳与夫人的卧室，两张单人床并排摆放。梅兰芳公务繁忙经常很晚回家，演出后也习惯晚睡，为不打扰夫人休息分了两张床。

　　 正房中间是客厅。门口右手边立着紫檀穿衣镜，镜框周围是螺钿镶嵌的八仙过海图案，这面大镜子放在光线敞亮的地方，是为了方便梅兰芳对镜练功。

　　 沙发前横着一张明代长茶几，罩着玻璃板保护桌面上精致的竹刻山水，游人站在门口目力不及。1926年，这张茶几摆在无量大人胡同会客厅，瑞典王储(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来访，这位专业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茶几，说：“这样珍贵的艺术品上面直接放茶盏太容易损伤了。”梅兰芳遂依王储建议，定做了一块玻璃板罩在上面。作为“四旧”物品，茶几在“文革”时被人涂上黑漆。80年代，一位擅长修复文物的老师傅将黑漆小心地抹去，山水这才重现。

　　 如今，客厅说是按原样布置，实际只余一些大件家具摆设，本来的艺术气息大打折扣。原本挂在客厅的，有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双鸽图》、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题写的梅华诗屋匾、齐白石和陈半丁合画祝梅兰芳六十大寿的条幅、徐悲鸿为他画的肖像《天女散花图》等。“文革”爆发时，梅兰芳已去世五年，仍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红卫兵冲进梅宅把挂在墙上的字画及梅兰芳与家人、朋友、外宾的合影扫荡一空。连同紫檀、黄花梨的条案、琴桌、椅凳等珍贵家具，至今下落不明。多年之后，《天女散花图》幸运地被人在仓库角落里发现并归还。

　　 主人在时，这间客厅很热闹，盛况不亚于当年的豪宅沙龙。田汉、欧阳予倩、周信芳、袁雪芬、红线女、丁果仙等新时代的同事、同行，都是护国寺小院的座上宾。用梅家厨师的话说，饭桌很少有空暇的时候，总是不断摆上饭菜招待客人。

　　 客厅西侧是寂静的小书房，这是整座院子里唯一一个只属于梅兰芳的房间。透过窗口望去，书房与客厅相通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缀玉轩”。这诗意的名字是为梅兰芳创作剧本的李释戡所拟，意思是采取众家之长融为一体。缀玉轩本不是书房的名字，而是常在书房聚会的“梅党”团体雅号。梅兰芳搬进这所宅子时，梅党早已不复存在，大多数成员逝世，齐如山去台湾，银行家冯耿光留在上海“靠边站”，“文革”中凄凉死去。缀玉轩仍在，故交零落，只余梅兰芳一位孤独的主人。

　　 新社会的“第一劫”

　　 1949年10月底，在北京参加完一系列新中国庆典活动后，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梅兰芳到津演出。其间，他接受了刚由天津《大公报》改组建立的《进步日报》采访。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大谈“戏改”。到194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止，经过审查，除了解放区创作的十个新编历史剧和十个新编现代戏，所有剧种的传统剧目加起来只有63出可以上演。民间有旬顺口溜形容可观剧目之少：“翻开报纸不用看，梁祝西厢白蛇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他说出了内心的真正意见：“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梅的表达已比弟子程砚秋温和很多，程曾直言，戏改如“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

　　 作为刚上任的戏剧改革委员会领导，梅兰芳的一番话无异于“唱反调”。田汉、马彦祥、马少波等文艺界领导批评梅兰芳宣传改良主义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当时年仅22岁的小记者张颂甲后来担任了经济日报副总编、中国建材报社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自己第二次探望梅兰芳的情景：“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告诉我：‘已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了’……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谈谈，没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发表出来，也没成想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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