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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最后十年的狭窄舞台

发布时间:2022-08-05 00:47:28

   西城区护国寺街自打“前清”起,就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如今西边街口虽驻扎着时髦的咖啡馆,但不妨碍巷子里豆汁儿叫卖。漫步石板路,行至街东口,市井气息到此为止,再往东,就是曾属于皇家的恭王府、什刹海。一座白墙红门的四合院在街口悄然守望,小院本不起眼,因梅兰芳曾住在这里,被挂牌保护起来。

   1986。梅兰芳纪念馆在此故居基础上成立。2008年陈凯歌电影《梅兰芳》上映后,游人突然多了些。其实,这所宅院与该片没有关系,电影中黎明扮演的那个一身雪白西装的梅老板,不同于这里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梅院长——藏蓝中山装,列宁帽,每天奔波于政府会议、慰问演出。

   这就是护国寺街9号院。自1951年,在这座闹市之中的静谧门庭,伶界大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十年,喧嚣又寂寥的十年。

   二进小院原是王府马厩

   1949年,梅兰芳和他的朋友们一样面临抉择。齐如山是梅兰芳的铁杆支持团队——“梅党”的领袖,他选择去台湾;而梅兰芳毫无迟疑地要留在大陆,唱了一辈子戏,自然是观众在哪他在哪。“再思啊再想!”齐如山以一句戏文作为告别。梅兰芳乐观地说,你到了台湾,我们还可以一起搞戏剧。这对死党一生无缘再见。

   1949年10月,梅兰芳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开国大典。1951年4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他写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

   周恩来建议梅兰芳回北京居住以便工作,并想安排他住回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婉谢。他说那间宅子已经卖给他人,不希望依靠政府之力迫使人搬出,请政府给他一所小院作宿舍即可。政务院管理局于是为梅兰芳安排了三套房子以供选择,护国寺甲1号院(后门牌号改为9号)是他看房的第一站。小院向东不远是庆王府遗址,此院原是王府马厩,后改建为二进四合院。民国时期曾是国民党军官宿舍。这宅子固然比不上大四合院和小洋楼,但对于梅兰芳来说,廿载颠沛流离,有个安定的家即好,身在新社会,今非昔比。梅兰芳表示对这里很满意,其他两处不必再看。

   1950-1951年问,梅兰芳一家陆续搬至北京。不久,两个大儿子都结婚生子,加盖了南房、西跨院后罩房。宅子挤了点,但便于梅兰芳与孙辈们亲近。有一次,孩子们在院里踢球,一脚把球踢进厨房饭锅里,梅兰芳只觉有趣,并不责怪。

   客厅与缀玉轩的两重天

   小院坐北朝南,东厢房原是厨房餐厅和女儿梅葆玥的卧室,现开辟为梅兰芳的服装道具陈列室;西厢房原是长子梅葆琛卧室,现展览梅兰芳的国画作品,还有齐白石、陈半丁、吴昌硕、黄宾虹、徐悲鸿等画坛师友赠给他的画。梅兰芳酷绘画,当世名家被他拜了个遍,小有造诣。抗战时困在上海不登台,他就靠画画为生。站在院中央,面前北屋一排正房,最东边是梅兰芳与夫人的卧室,两张单人床并排摆放。梅兰芳公务繁忙经常很晚回家,演出后也习惯晚睡,为不打扰夫人休息分了两张床。

   正房中间是客厅。门口右手边立着紫檀穿衣镜,镜框周围是螺钿镶嵌的八仙过海图案,这面大镜子放在光线敞亮的地方,是为了方便梅兰芳对镜练功。

   沙发前横着一张明代长茶几,罩着玻璃板保护桌面上精致的竹刻山水,游人站在门口目力不及。1926年,这张茶几摆在无量大人胡同会客厅,瑞典王储(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来访,这位专业的东方艺术鉴赏家,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茶几,说:“这样珍贵的艺术品上面直接放茶盏太容易损伤了。”梅兰芳遂依王储建议,定做了一块玻璃板罩在上面。作为“四旧”物品,茶几在“文革”时被人涂上黑漆。80年代,一位擅长修复文物的老师傅将黑漆小心地抹去,山水这才重现。

   如今,客厅说是按原样布置,实际只余一些大件家具摆设,本来的艺术气息大打折扣。原本挂在客厅的,有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的《双鸽图》、扬州八怪之一金冬心题写的梅华诗屋匾、齐白石和陈半丁合画祝梅兰芳六十大寿的条幅、徐悲鸿为他画的肖像《天女散花图》等。“文革”爆发时,梅兰芳已去世五年,仍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红卫兵冲进梅宅把挂在墙上的字画及梅兰芳与家人、朋友、外宾的合影扫荡一空。连同紫檀、黄花梨的条案、琴桌、椅凳等珍贵家具,至今下落不明。多年之后,《天女散花图》幸运地被人在仓库角落里发现并归还。

   主人在时,这间客厅很热闹,盛况不亚于当年的豪宅沙。田汉、欧阳予倩、周信芳、袁雪芬、红线女、丁果仙等新时代的同事、同行,都是护国寺小院的座上宾。用梅家厨师的话说,饭桌很少有空暇的时候,总是不断摆上饭菜招待客人。

   客厅西侧是寂静的小书房,这是整座院子里唯一一个只属于梅兰芳的房间。透过窗口望去,书房与客厅相通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缀玉轩”。这诗意的名字是为梅兰芳创作剧本的李释戡所拟,意思是采取众家之长融为一体。缀玉轩本不是书房的名字,而是常在书房聚会的“梅党”团体雅号。梅兰芳搬进这所宅子时,梅党早已不复存在,大多数成员逝世,齐如山去台湾,银行家冯耿光留在上海“靠边站”,“文革”中凄凉死去。缀玉轩仍在,故交零落,只余梅兰芳一位孤独的主人。

   新社会的“第一劫”

   1949年10月底,在北京参加完一系列新中国庆典活动后,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梅兰芳到津演出。其间,他接受了刚由天津《大公报》改组建立的《进步日报》采访。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大谈“戏改”。到194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止,经过审查,除了解放区创作的十个新编历史剧和十个新编现代戏,所有剧种的传统剧目加起来只有63出可以上演。民间有旬顺口溜形容可观剧目之少:“翻开报纸不用看,梁祝西厢白蛇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他说出了内心的真正意见:“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梅的表达已比弟子程砚秋温和很多,程曾直言,戏改如“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

   作为刚上任的戏剧改革委员会领导,梅兰芳的一番话无异于“唱反调”。田汉、马彦祥、马少波等文艺界领导批评梅兰芳宣传改良主义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当时年仅22岁的小记者张颂甲后来担任了经济日报副总编、中国建材报社长,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自己第二次探望梅兰芳的情景:“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告诉我:‘已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了’……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谈谈,没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发表出来,也没成想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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