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饭局上认识了一个人，对他印象深刻，至今也没有忘记。

　　 这个饭局是谁请客、这些人为什么到一起，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饭吃到半道，一人进屋，站定，如戏曲中的亮相。看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他眼里露出宽厚的轻蔑，好像看一帮小学生下馆子。

　　 众人见此公皆起立，如见到了救星，趋前拉手的、帮助卸下背包的、挂衣服的各自忙乎，像有分工一样。

　　 他坐定，扫视一圈众人，对他们微微点头，看来彼此都熟悉。眼光最后落在我身上，问：“老弟，你干啥的？”我答：“我是……啥也不是，不是干啥的。”

　　 “没事，”他对我笑笑说，“有事找我，肯定办。”

　　 这时，朋友对我介绍来客，说他认识一万多人，啥事都能办。

　　 我笑了，这人才四十多岁，就在人间认识一万多人，不可思议。

　　 “不信是吧？”他说，“你说你啥单位的，我立刻和你们单位一、二把手通话。”说着，他掏出手机，等我报单位名号。

　　 “信，信！”朋友急忙打圆场，“哪能不信呢？”

　　 我接过话头说：“信。”我心想，他为什么（怎么会）认识一万人呢？他认识这一万人干啥呢？

　　 这个人（他叫老徐）拨通电话，说自己在某某饭店，让送十瓶五粮液。不到十分钟，有人把十瓶五粮液放在桌上。

　　 这时有人请托，找他办的事好像是给孩子安排工作。老徐问：“孩子想上哪儿？”这人说铁路局。

　　 老徐拨电话，不是一个，而是两三个电话，找到一个领导，说一会儿话，放下电话告诉这人，让你儿子明天上XX铁路局找XX局长，到XX处上班。老徐夹口菜，问大伙：“谁还有啥事？”

　　 我记得那天每个人都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儿子当兵、儿子复员、小姨子办医保、小舅子办工伤证明、小姑子割双眼皮等等。老徐在桌前腾出一块地方，摊开三个电话号码本，打电话落实这些事。他说话干脆利落，能听出跟对方关系都不错。

　　 他连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把这些事一一落实。对，我记得还有人找他安进口假牙，有人做卫生间防水，老徐全安排妥当。众人起立、欢呼，称赞老徐战无不胜，神仙下凡。敬酒。

　　 老徐不卑不亢，对所有的赞美都答同样的话：“一样，这些事你也能办，就看你办不办。”朋友向我解释，老徐其实不必要认识一万人，但别人找他办的事，他不一定认识那个单位的领导，而是间接迂回，通过别的人找接洽人，所以认识了一万人。而且，他为别人办一件事，为他办事的人一定找他办一两件事作为补偿，于是他再找别人给这人办事，认识一万人一点儿不算多。

　　 “一万人，”老徐接过话头说，“是我打电话对方知道我是谁的，是我能记住他名字的。光打电话没见过面的更多，有两万人。”

　　 十年前，老徐三部手机轮流打，这部打烫了换另一部，每月话费七八千元。朋友说，老徐没单位，靠这谋生，奔驰什么的早都有了。这就像开麻将社一样，有一万人分别上老徐的社里赌钱，他抽成。我之所以惊讶，不在于他能办多少事，而在于他超常的记忆力和处理事务不穿帮不乱套的能力。他是名副其实的能人。

　　 从心里讲，我并不相信有什么能人。能人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他手中有权力或借用他人权力（老徐属后一种）；二是政府部门该办的事不办，迫使老百姓从民间渠道寻找掌权的人；三是能人生长于大政府社会而不是小政府社会。老徐说得好，“一样，这些事你也能办”。只不过我们不打算变成这样的人。这三条凸显了老徐这样的能人的能量。

　　 在一个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管理下，老徐一定啥能耐都施展不出来。如果政府办事效率高，老徐也显不出神通。政府的人希望政府权力无限大，让所有人求他；而社会发展要求政府简政放权，提高效率，这种博弈始终在进行。老徐显然希望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参观过的斯图加特市政府只有三十多个人，看着不景气。那里也不会有认识一万人的人。

　　 前几天见到朋友，突然想起老徐，问他怎么样了，朋友答老徐死了。

　　 我说：“办事累死的？”

　　 他说：“是喝酒喝死的。”

　　 喝死也算累死的，老徐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使一万人失去了一位勤勤恳恳的好朋友。

　　 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有两三个管你的直接领导、六七个同事、七八个亲属，而所谓朋友，往多了说有一二十个，好朋友也就几个。人这辈子算来算去，经常打交道的人只有二三十个，知己也就三五人。一万人？老徐认识了我们五百多辈子才能认识的人，超支了，老天爷不愿意，把他收走了。

　　 一个人认识的人越少，他拥有的时间越多。我们活着原本不是为了办事，而是活时间，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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