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多年前，诗人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一文中，竭尽全力罗列了武则天的“二十大罪状”，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武则天得知后，找来檄文认真阅读了一遍，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对骆宾王的文才大加赞赏。她还责怪宰相：“此人有如此之才，而使其流落不遇，乃宰相之过也。”骆宾王的直言固然可贵，而武则天的胸襟和雅量，使许多须眉丈夫自愧不如。她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并不是偶然的。

　　 1930年初，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事。”仍然固执地要求茅盾写序。茅盾推辞不掉，就在序中不讲情面地批评说，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达感情的。茅盾把文章交给他后，觉得自己的批评如此尖刻，阳翰笙一定不会用。没过多久，再版《地泉》出版了，茅盾打开一看，他那篇批评文章竟然一字不改地印在里面。茅盾捧书良久，不禁叹道：“雅量，真是雅量!”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1941年，徐悲鸿客居重庆教书，曾请求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评论他的画作。商承祚取四张纸来评论徐的作品：一称“吊死鬼的美人”，说徐画人颈过长；二称“三条腿的马”，说徐画每匹马皆有一条腿出问题；三称“狐狸尾的猫”，说徐画猫尾下垂，用笔过于夸张；四称“甘蔗的竹子”，说徐画中的竹表现不出竹之劲润而粗如蔗。徐悲鸿听后大笑不已……徐曰：“我到重庆以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未闻批评意见，更未闻尖锐的批评意见。今日君有话直言，提出这样好的尖锐的批评，得益匪浅，此诚谓知友也!”

　　 1952年，郭沫若应约写了一首讴歌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诗。诗稿送到杂志社后，编辑却犯了愁，因为那首诗尽管立意很好，但从构思、意境、语言来讲远非佳作。这该这么办呢?有一位年轻的编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郭老，当面指出诗歌的缺点，请他修改或重写。没想到郭老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一再声称：那是败笔之作，你们退稿是对的。然后，便重新精心创作了一首诗。

　　 一个敢直言，一个有雅量，如此禀性相照，如此宽宏气度，实在令人敬佩之极。因为时下能说真话能直言的人太少了，而这种雅量更是日渐稀缺。平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一些名人、官员为一点鸡毛蒜皮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屁股别人摸不得，容不下别人说个“不”字，即使是自己错了，也硬撑着，不仅不认错，反而理直气壮、恬不知耻地反唇相讥、指手画脚，动辄还法庭上见。如此胸怀，真是悲剧。

　　 那么，一个人如何听得了直言拥有雅量呢?这三点是必须的：一是平等的待人态度。不自认为高人一等，保持一颗平常心，平视他人，尊重他人；二是宽阔的胸襟。心胸坦荡，虚怀若谷，闻过则喜，有错就改；三是宽容的美德。能够仁厚待人，容人之过，而不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其实，在雅量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素养和品行。

　　 佛家有典故说：释迦牟尼佛功德圆满，有人却妒性大发，当面恶意中伤他。佛祖笑而不语，待那人骂完，佛问：“假如有人送你东西，你不愿意要怎么办?”答：“当然是归还了。”佛说：“那就是了。”于是，那人羞惭而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的喻义，不是在劝告人要像佛祖那样多些雅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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