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还在睡梦中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我那时还处于迷糊状态，感觉就像听到一句没头没脑的电影台词。然而后面的话让我迅速地清醒起来，原来老爸老妈夜住旅馆遭遇小贼，相机、钱、证件都被偷走了。不幸中的万幸，老两口都没事，这让我放下心来。

　　 “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损失的钱，我们总会慢慢赚回来的。”我安慰道。

　　 他们这种开着摩托车逛全国的拉风举动一直让我既钦佩又担心——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在我看来，只要人能平安归来，在这种高风险的活动中损失点财物还是可以接受的。

　　 挂了电话，忽然发觉父亲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遇到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父亲真的老了。

　　 记得一岁不到的时候，他得意地抱着我四处向人展览——“嘿嘿，这小子是我儿子，聪明，将来肯定是个小神童。”

　　 小学，开始了我的受虐生涯。挨打，有无数的理由；被表扬，记忆中貌似没有过。

　　 八岁，为了躲避他的拳脚，我开始了反对暴力争取民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离家出走。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成果是辉煌的、显著的，回家后非但没再挨揍，还享受了蛋炒饭的优厚待遇。

　　 可惜由于斗争的手段缺乏进步和改良，自此之后，离家出走的成效就越来越小了。虽然老妈每次依旧都会担心得要死，但他已渐渐习惯并处之泰然了。因为他知道，即便不去找我，不用多久我也会安全回家的。这种斗争手段直到高中已完全失效——离家前逃掉的那顿饱揍等到归家后总会被加倍地施诸我身——最后被我主动放弃了。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及意志力的增强，肉体的折磨渐渐失效。然而法西斯的统治是多样化的，他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折磨的方法。他根据自己是数学老师，嗓门大的特点，想出了见血封喉的新招——每次训骂我时先是用略微平缓的语调，让我在他的骂声中逐渐放松警惕，直到我昏昏欲睡之时，他便在一秒之内爆发，以几十年大嗓门上课所累积练成的“狮子吼”冲着我咆哮：一瞬之间将毫无防备的我吓得灵魂出窍、抖如筛糠。随着我对敌经验的逐步丰富，心理抗压能力渐臻于化境。渐渐，他也发现我再也不为他的瞬间暴吼所动了——他再怎样增强自己怒吼的爆发力也无济于事了，反而显得自己像小丑一样。

　　 填报高考志愿时，他根据我的平时成绩最后决定让我填报南京理工大学。不！我坚决不！斗争要讲究策略，我一开始坚决要报北大，非北大不考！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我做出让步，不给报北大那就报中大，再不行我就不考了！

　　 这一仗赢得凶险啊，若是我一开始就说报中大，多半是不成的，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他最后即便同意了，也不忘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今年就由你了，明年就再由不得你了！”

　　 电话查到高考成绩后，他带着疑惧以及对梦幻破灭后的痛苦的警惕，坚决让我再多查一遍——“这是你的成绩么，怎么可能这么高？一定是搞错了！”

　　 最终知道被中大录取时，我们终于在时隔十多年后再次躺在同一张床上，和衣而卧，聊了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门去学校里到处闲逛——等着别人问他儿子考得怎样。

　　 大一刚入学时，通过长途电话听得最多的嘱咐就是：“老子跟你说，你娃一天给老子认真点学习，千万别被学校退学了！”——天，我就那么差么？！当退学渐渐看似不可能时他又有了新的担心内容：“你能按时顺利拿到学位证么？！”

　　 临近毕业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我告诉他，我要考研，考北大。他反复叮咛一句话——“考不上一定要做好找工作的准备啊。”

　　 考研初试结束后，他和老妈春节来广州玩，当他躺在牙椅上我用口镜拉开他嘴角看到他满口烂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很虚幻的感觉——这是那个欺压我多年的男人么？现在就这样软弱无助地躺在这里任我宰割。

　　 当快机钻开他的龋齿时，他忍不住嗷嗷叫疼，我阴暗的心理竟然会忍不住一阵暗爽——哈哈，你也有今天？最后一共给他做了如下的治疗：洗了全口的牙，补了四个楔缺、两个龋洞，另外还做了一个根管。

　　 一天晚上我感到自己胸闷气短很不舒服，他便开着摩托载我出去兜风，在山间的公路上我们停下来休息，父子俩望着路边的野花和远处山谷的绿块农田，都默然无语。突然间，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他一句：“你承认这么多年来，最后是我胜了么？”

　　 他嘿嘿傻笑，并不作答。

　　 每一位父亲都会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儿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参考的基准来为他的儿子设计人生，而真正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儿子往往又要极力挣脱父亲的掌控的。

　　 这就注定了，父子之战，无可避免。

　　 每一个男孩，都必须将自己的父亲打败，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我们都必须战胜自己的父亲，完成自己成长的蜕变。在成为父亲之后，再期待着被自己的孩子打败。

　　 虽然还无法预料多年之后下一场战争的结果会是怎样，但目前令我感到庆幸的是，这一次，是我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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