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文学圈里找到了一位女士，她由于父母的关系和省委书记一家人很熟。省委书记我认识，但并不深交。

不能正面去约见，这样，他会把你“固定”在他的客厅里，根本达不到熟悉他家庭环境的目的。最后，这位女士出主意说，等省委书记一家人外出，只留保姆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找省委书记而乘机在他家里“溜达”一圈。好主意。

一切都很顺利。这位女士以省委书记家的熟人和常客的身份使保姆信任地领着我们“参观”了这个家庭的角角落落，并向她询问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细节。

估计主人快要回家的时候，我们便悄悄溜了出来。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里的角落里找了一个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不管能否达到目的，我认识到，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第二部是桥梁，但不能成为一种过渡。它更应该在正面展开尽可能宽阔的冲突，有些人物甚至在第二部就应基本完成他们的“造像”。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件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儿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第二部的初稿是在精神、精力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次消耗战。尤其对体力来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自我感觉要比第一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医生认为是思维长期集中焦虑而造成的，建议我停止工作和阅读。无法接受这个忠告。

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我三四月间出访西德。这期间正是我准备休整的空档时间，因此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

西德的访问使我大开眼界，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20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并且穿过冷战时期东西的界标“柏林墙”到东柏林去玩了一天。

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念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的遥远的平凡世界里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像，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20多天的访问已足够了。我急迫地想回去进行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其心情就像外出的妇女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啼哭声。是的，没有什么比我的工作更重要。

访问结束，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它的厚爱。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慨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

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潮湿起来。

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写到夜间12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看病。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35度以上，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是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

几十副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喉咙肿得更是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24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

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过去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注写作一样。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想像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

但是，药越吃病越重。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心越急，病越重。心想这的确是命运。人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说行，什么都行；说不行，立刻就不行了。人是无法抗拒命运裁决的—也可以解释为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制约。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

不能迷信大城市的医院。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这里三伏天的热就能把人热死，到陕北最起码要凉爽一些。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

几年来，第一次赤手空拳旅行。那些材料、资料、稿件、书籍和各种写作用具都从身上卸掉了。

但是，心理上的负担无比沉重。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无数关怀的乡音围拢过来，无数热心肠的人在为我的病而四处奔跑。我很快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我从张老的神态上判断他有能力诊治我的病。于是，希望大增。张老很自信地开了药方子。我拿过来一看，又是一惊。药方上只有两味药：生地50克，硼砂克，总共才两毛几分钱药费。但是，光这个不同凡响的药方就使我相信终于找到了高手。果然，第一副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在等待最后的“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