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可爱小孩，变成短头发、有点像刚入伍的新兵那种青涩的男孩。

我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变得好丑。爸爸安慰我说：“你要上国中了，长大就是这样。”

虽然我勉强靠长大的感觉说服自己，可是内心非常抗拒。

那时候，我开始阅读中文世界一些名家的作品。最先是洛夫、郑愁予、杨牧的新诗，随之而来的是徐志摩、朱自清、琦君、司马中原、子敏、张晓风的散文。这些阅读的美好经验又驳接我进入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陈映真、黄春明、王祯这些当代中文小说的世界。

老实说，可能是时代的关系，我看到的当代小说都带着苦涩，甚至沉重的气氛。可是正好呼应了忽然加诸我们那个年纪的压力与苦闷。

我记得～进国中，班费里面就有一项是买藤条送给各主要科目的任教老师。藤条本来是农家用来打牛的器具，非常有弹性，打起来特别痛。通常只要打一下屁股就会出现瘀青，一旦打二下以上，鞭痕重叠的部分立刻皮开肉裂。历史上说明朝的廷杖打得鲜血直流，我有些朋友认为文字夸张。我心想，这些在爱的教育之下成长的人真是不知民间疾苦。拜时代之赐，那种场面我在国中时代不但眼见，更是亲身领教过了。

被打的压力是全民性的。成绩好的同学有好的打法，成绩不好有不好的打法。碰到严格一点的老师，每个同学依照资质优劣程度各有不同最低标准分，低于标准分以下就得挨打。像我的数学标准分就是九十八分。数学考卷一发下来，如果考题有五十题，表示我还有错一题的喘息空间。万一试卷只考三十三题，错一题立刻变成了必须挨打的九十七分，我等于变相地被要求考满分。

好学生如此，更不用说成绩不好的学生了。最惨烈的状况往往是一整堂课老师都在打学生，教室变成了刑场。成绩太离谱的学生，受不了十几下的藤鞭，打得在地上连滚带爬，爬出了教室。老师大喊着：“好，你厉害，知道我不在教室外面打学生。你有种爬出去，就永远不要再进这个教室来。”

学生怕打又怕威胁，把头转进来，可是屁股仍然留在教室外面。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不像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很少发生纠纷。我所就读的是升学率特别高的私立中学，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都抢着把孩子挤进去。如果有父母亲不同意这样的教育哲学，学校很乐意让学生转学离开。有时候，学校的藤条打断了，甚至会有热心的父母亲捐赠新的藤条。

后来学了统计学，我有一点想追究，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到底是真理，或只是不堪细究的某种信仰。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所有这些挨了藤条的孩子，到底有几个人如父母所期望地成功了?如果他们成功了，有多少是来自藤条的帮助?藤条帮助一个孩子成功，它的有效率到底多高?是不是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如果没有，是不是代表我们只是白白挨打了?

我想起班上的一个同学，他后来变成了国内知名的声乐家。他应该算是班上同学的荣耀，这无庸置疑。问题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声乐家和印象里中学时代的他联想在一起。我想不起中学时代曾经听过他唱歌，或者感受到任何他可能成为声乐家的特质。

我搜遍记忆所及，勉强能找出来的，竟只有他挨藤条时高亢的哀嚎声而已。

上了高中以后，就不再遇到打人的老师了。可是很奇怪，虽然说没有人用藤条逼迫你的功课，你却可以感觉到有种气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严重。

那时候，我上学总是迟到，学校的教官就在学校门口等人。在那个一元化教育的世界里，教官的价值世界是确定而不可动摇的。

“你又迟到了。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教官问。

“读书。”

“赌输?”教官讽刺地说，“每天不读书，只晓得赌博，当然赌输。”

我昨天晚上真的是读书，可是在教官的世界里，凡是迟到的学生，操行就不好。操行不好的，成绩一定不好。反之亦然。

有一次，我在行政大楼碰到那个教官，故意拉他去看我因成绩优良贴在荣誉榜上的照片。

“报告教官，那个人是我。”

教官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好像看着什么世纪奇观似地。他脱下了帽子，不可思议地抓了抓头，终于说：“好小子，真有你的!”

我记得后来这位教官的态度有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他终于明白，原来我是属于他必须努力保护的那群好学生之一。后来哪怕是真的迟到了，他也会关心地呵护我说：“自己身体要照顾，别读太晚了喔!”

我常想，要是我一直留在那个被保护、照顾得很好的精英集团里，事情应该会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我高中的时候参加辩论比赛、英文演讲比赛、排演话剧、班级合唱团、班刊、制作班旗班服、对外投稿……随着我所参与的事情愈多，我得到的警告也就愈大。

我一直记得小学发生儿童天地事件时，老师问我说：“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做点别的更有用的事?”

很神奇地，高中老师也讲一模一样的话，好像不同的老师都共同串通好了台词似地，一点也不因时光过往而有所改变。“你又不是功课不好，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这些善意的老师不断地提醒我，空有才华是没有用的。他们总是细数一些从前搞社团的、搞刊物的学长，如何荒废了学业，如何考不上大学，如何走投无路的故事。

如同关心我的老师所预言的，我的成绩一落千丈。那一学期我得到了十三名的名次，在我的考试史上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惨剧。温和的父亲看到成绩单时显然愣了一下。不过他最激烈的反应也只是问我：“我有没有看错，是第一名，还是第三名?”

“是十三名。”我淡淡地说，低下了头。

“你知道是十三名，”爸爸缓缓地把成绩单还给我，“那就好。”

有一位对我很特别的文史科老师，有一次告诉我说：“你是块特别的料子，我觉得你应该放弃理工，鼓起勇气走文史哲的路。你当个医生或工程师也许只是称职的专业人员，可是你走文史哲的路，我相信你一定有机会闯出个名号来。”

很奇怪，得到这么高的评价，照说我应该觉得很兴奋才对。相反地，我却没有。那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都拼命往理工科挤的年代，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耐，有没有可能我在文史哲的领域根本闯不出一个名号来，变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呢?

会不会走上理工科，将来做一份现世安稳的工作，完成一个合理的梦想，胜过千百个不安的狂妄而不实际的想象呢?如果我的一生是一个医师，一个工程师，在我临终时，至少我可以清楚地指出，我完成了哪些工程，救活了哪些人。可是如果我的一生是一个作家，我会不会只留下一些没有用的喃喃呓语，连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是帮了人或害了人呢?

迷迷糊糊走着人生，你还可以有种迷迷糊糊的兴致和乐趣。可是有一天，忽然有人指出来，明摆着二条分别通往不同地方的路，并且有个明确的分叉点，问你要走哪个方向?

你开始彷徨了。

一条呼应着你的内心的路，从不许你任何未来，一眼望去，遥远而看不到终点。另外一条路，游戏规则清晰而明确，你只要保持领先，很容易就听到了外在的掌声。

To be or not to be?你在乎的又是什么?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