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典型的小镇——不多的住宅、很多的树和一个包含十几家店铺、两家餐馆、三个加油站和一间诊所的商业区。和佛蒙特的大多数乡镇一样，以诺士伯格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邻居们彼此都以姓名相称。就是在现在，虽然我已经离开家乡在别处生活了将近20年，但以诺士伯格的居民们仍然用微笑来欢迎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回来了。”他们说。

我的父母在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搬到佛蒙特来了。我的父亲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他平静地行医。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以诺士伯格人就把他当做自己人了。在佛蒙特的小乡镇中，消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当他们遇到你的时候，他们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小镇上的邻居们称呼我的父亲为“艾卜利医生”，我很快就知道，只要我住在以诺士伯格，就永远只会被当做“艾卜利医生的儿子”来被人们知道。

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我的同学们聚拢在我的周围，因为我是医生的儿子。“如果你像你的父亲，你就一定是个聪明的小男孩。”我的一年级老师说。我高兴得脸上笑逐颜开。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知道我的父亲是城里最受人尊敬的公民之一而烦恼。可是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我16岁的时候，邻居们仍然叫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他们说我正在成为一位可尊敬的、刻苦的年轻人，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一个诚实的人。每当我听到他们的这番评论，我都会觉得受压抑。

我不知道如何与我的少年朋友们和睦相处。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受人欢迎的父亲对我很有利，可是现在，我上中学了，我父亲的好名声似乎像一片阴云一样，到处跟随着我。正因为如此，每当陌生人问我是否就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时，我总是加重语气回答，“我的名字叫哈罗德，我自己能做得很好。”为了表示我的抵触情绪，我开始用我父亲的名字——萨姆——来称呼他。

“你近来怎么这么难缠？”有一天，在我和父亲争吵的当儿，他这样问我道。

“噢，萨姆！”我回答，“我想，那让你烦恼了吧。”

“你知道当你喊我萨姆的时候，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我的父亲吼道。

“噢，当人们只期望我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时，我也觉得受到了伤害。我不想有多完美，我只想成为我自己。”

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终于年满18周岁了。第二年的秋天，我上了大学。我选择离以诺士伯格很远的一所学校，那里没有人叫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因为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

上大学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群学生一起坐在宿舍里，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后来，我们说到童年时最讨厌的事情。“那容易。”我说。“我无法忍受生长在一个人人总是拿我和我的父亲相比的小镇上。我宁可人们把我当做其他随便什么人，也不愿意人们只知道我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生皱起了眉头。“我不理解，”她说。“有一个这么受人尊敬的父亲，我会觉得很骄傲。”当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如果有人称我是我父亲的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在我四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的母亲。”

房间里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我改变了话题。我不打算听那位女生的话。

那年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我怀着对自己的骄傲回到了家乡的小镇。在上大学的四个月里，我已经交了许多新朋友。我没有凭借父亲的帮助，而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人。我的父亲对我改变得如此之多感到非常惊异。

回到以诺士伯格，我开心了整整两个星期。在家里，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我父亲的新汽车。

“让我开车出去兜兜风。”我说。

父亲同意了，但仍然没忘记像平常一样警告我“小心点”。

我怒视着我的父亲。“萨姆，我讨厌被当做一个小孩子来看待。我现在上大学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怎样开车吗？”

我能够看见我父亲脸上露出的受伤害的神色，我记得每当我叫他“萨姆”的时候，他是多么的不高兴。

“那么好吧。”他回答。“钥匙在厨房里。”

我跳进汽车里，开上了马路，欣赏着佛蒙特乡村的旖旎风光。我开出几里路，停在临镇的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当我用脚去踩加速器的时候，我的大脑走神了，我没有听到我前面的刹车的尖叫声。我只听到一声撞击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我撞上的那辆汽车里的女人从车里跳出来，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你这个蠢货!”她尖叫道。“你怎么不看着点？”

我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察看着毁坏的程度。两辆汽车的外观都受到严重的毁坏。

当那个女人继续朝我扔来辱骂的话语时，我像一个犯了罪的小孩子一样坐在那儿。“这是你的错！”她叫道。我没有回言。我的膝盖开始颤抖。我把眼泪咽回到我的肚子里去。那个女人的话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买保险了吗？你能赔偿吗？你是谁？”她不停地问着。“你是谁？”

我惊慌失措，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我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简直不相信我刚才说出的话。几乎是立刻，那个女人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露出一个表示“噢，我知道他”的微笑。“对不起，她回答，“我不知道是你。”

一个小时后，我开着父亲那辆被挤扁了的新车回到家。我的头低垂着，我的膝盖还在发抖。我蹒跚地走进屋子，把钥匙递给我的父亲。我把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了解释。

“你受伤了吗？”他问。

“没有。”我严肃地回答。

“那就好，”他回答。然后，他转过身，向门外走去。“哈罗德，”他一边走一边说，“把你的头抬起来。你不必这么垂头丧气。”

那天晚上是元旦前夕，我们全家去参加一个小小的聚会，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另一年的开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们欢呼着，大笑着，彼此问候着。我的目光穿过房间，看见了我的父亲。我向他走去。平时，我和我的父亲很少拥抱，但是，想起今天的事情，我不由自主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几年来第一次用他真正的称谓对他说，“谢谢你，爸爸，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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