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小时候在日喀则，每次问起央吉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叫什么时，她都会告诉我，它们叫格桑梅朵。而我亲爱的阿妈拉，你将是我永远的格桑梅朵，开遍我生命的每一段岁月。

妈妈格桑拉，妈妈格桑拉，我在你的眼里永远长不大。妈妈格桑拉，妈妈格桑拉，我在你的心里永远是童话。

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父母从部队转业回北京的时候，我才跟他们一起离开了西藏，离开了日喀则，离开了阿妈拉央吉卓玛。那一年，我14岁。

其实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管央吉叫过阿妈，更没有叫过她阿妈拉。虽然我5岁的时候，央吉就告诉我，藏语里，称呼别人时，在称呼后面加上“拉”字是表示尊敬，但我一直固执地叫她央吉，这让她的很多朋友都不能理解。可是央吉总是用很欢喜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卓玛是个好姑娘。

小时候，我身边的人都叫我小卓玛，但事实上我是汉族人，有自己的名字：徐小菲。

听母亲说，央吉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母亲和父亲不在一个部队，母亲在青海的一个部队文工团，父亲在日喀则驻军部队。离预产期还有1个月的时候，母亲请了产假，准备到日喀则待产，也许是因为一路奔波，母亲在从日喀则赶往部队的马车上就破了羊水。

临产的阵痛让一向坚强的母亲忍不住痛苦地呻吟着，善良的马车夫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在他们往前赶了一段路时，看到路边有个卖西瓜的摊点。

摊主是个藏族女人，她就是央吉卓玛。听马车夫说了大概情况后，她二话不说就把母亲扶进家，只是央吉从来没有替别人接过生，她生边巴的时候是村子里一个年长的接生婆接生的。她去世后，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里，再也没了接生婆。

好在央吉生过孩子，也算是有些经验，她准备了热水、剪刀，又将火墙烧得更暖和一些。后来央吉说，我没有为难她，很顺利就出生了。

第三天，央吉托马车夫带话给我的父亲，父亲赶了过来，他再三感谢过央吉后，却不晓得如何把我和母亲带回部队。母亲生完我后一直没有奶水，离开了央吉家的羊奶，父亲不知道部队食堂里还有什么饭菜可以把我养活。更何况，3个月的产假休完后，母亲要回青海，父亲在日喀则，他们根本没法照顾我，于是便跟央吉商量，能不能把我寄养在她家。央吉一口答应下来。

母亲说那天央吉特别开心，抱着我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圈。

20多年前，那里的交通还不是很发达，父母常常几个月才能来看我一次，有熟人路过，也会捎些钱物过来。而央吉总会留下那些吃的用的东西，却将钱款如数退还。

其实，央吉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我和边巴要张口吃饭，伸手穿衣，全靠央吉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她生下边巴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想画一个央吉出来

6岁以前的日子，我全部是在央吉家度过的，我长成了和边巴一样的黑脸庞，学会了讲一口和央吉一样味道浓重的藏语。以至于后来父母去看我，都要央吉做他们的翻译。央吉的母亲是汉族人，她也懂一些汉语，因此，从那之后，央吉便开始用汉语和我交流。

她说：“小卓玛以后要回去的，说一口藏语可不好。”

央吉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是湿的。我不懂，问她眼睛怎么了，边巴在一旁说：“阿妈拉伤心了，因为你要回去，我也伤心。”我说：“边巴，我不走。”那时候我喜欢边巴，因为他会带我出去玩，我也喜欢央吉，但我不管她叫阿妈，我有阿妈。

可是那时候我那么小，根本决定不了任何事情，不久后，母亲还是把我接到了青海，寄宿在一个小学老师家里，并且在她任职的小学上课。

说实话，虽说整整6年，我一直和央吉生活在一起，但也许是出于血缘的关系，也许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当得知母亲要接我走的时候，我开始天天盼着她快些来。

后来母亲终于来了，我高高兴兴地和她去了青海，我甚至没有回头，或许是回头看了，但忘记了当时的情景。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说我走的那天，央吉一直在哭。

而我，是在完全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时，才开始想念央吉。女老师叫尹布，她教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画个央吉出来，可是我画不了，就急得哭。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学会了想念，想念央吉，想念边巴。

终于，半年后央吉带着边巴来看我了。可遗憾的是，她只是带着我和边巴在学校光秃秃的院子里玩了不到1个小时就走了。我以为她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或者明天就回来，或者过几天。但他们一走又是大半年，那时候我根本体会不到，在青藏高原赶两天两夜的路程是个什么概念。

我在青海上小学的那6年里，央吉来看过我12次，陪我待得最长的时间没超过1天。有时候她会带着边巴，有时候不。三年级的假期，央吉接我回去陪她待了十多天，那十多天里，央吉总是笑着，她不再在我耳边唠叨称呼别人的时候要加上“拉”字，不能在别人背后拍巴掌，坐下的时候不能脚心对着别人等等琐碎的事情。

央吉只能用她的宽容来爱我了。

她是我的亲人

上初中的那年，我盼了整整1年，以为央吉还会来看我，带着边巴，可是她没有来，边巴也没有来。

我写信给他们，告诉央吉我想她了，也想边巴。我以为央吉会在回信里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启程来看我，可是央吉隔了很长时间才回信给我，说她很好，边巴也很好，家里添了一大群羊，她很忙。

我在想念里过完了初一的整个学年。上初二的时候，我14岁，父母转业了，我们要举家迁回北京。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想写信告诉央告，可是我试了好多次，始终都没有勇气把信寄出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害怕看央吉黑黑脸庞上那大眼睛里湿润的光。

后来，直到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才一起去看了央吉。

边巴死了，骑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的，是去年的事情，央吉哭了整整一年，她的眼睛也快要瞎掉了。给我的回信，是找别人代写的，模仿边巴的笔迹。

看着苍老而又落寞的央吉，我突然就不想走了，可是央吉却勉强地笑着说：“小卓玛，你要回去，也要记得回来看我。”

临走的那天，央吉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我、央吉和边巴的合影，我三年级那年假期回去陪她时，一个照相的人路过，在央吉家歇了半天脚，后来给我们拍了这张合影算是报酬。央吉说那个照相的人只寄了这一张照片给她，她担心弄丢了，一直存着，没舍得拿出来给我和边巴看。现在我要走了，央吉没什么好送的，只好把这张照片送给我了，她说：“小卓玛，你要记得我。”

我拥抱了央吉，说：“阿妈拉，会的，我会的。”央吉就又哭了。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坐上长途车的时候，央吉竟然对着远去的车子跪了下来。我不懂她这种行为的意义所在，但我似乎又非常清楚地懂得，她是我的亲人。

日喀则的阿妈拉

我并不顺利地在北京上了初二，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外地孩子，开始的时候总被同学取笑和瞧不起。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比起我6岁时想要画出央吉却画不出来的感觉，更加难受。

我特别特别想念她的怀抱，让她抱着我，在空旷的西藏，怎么样都好。可一切是那么不现实。

我开始学着北京孩子的穿着打扮，说一口地道的京腔，可记忆却变得越来越浓稠。于是，我总是给央吉写信，想她的时候，不想她的时候，都写。

16岁，我得了一场怪病，总是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整个人干瘦得不像样子。母亲给我办了休学手续，看了好多医生也不见有好转，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跟母亲哭着说要回到央吉那里。

母亲答应我先给央吉写封信，却只是在信里简单地说我生病了，想念她。那一次，央吉去喇嘛庙，为我跪了24个小时。这是在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的。

后来病好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渐渐地我在北京变得世俗而且虚荣，慢慢地遗忘了央吉，直到我高考后她寄来了一笔不菲的学费。这时候，我才记起，我有个阿妈，她在日喀则。而我，是她唯一的寄托。

后来，总是想找机会去看看央吉，可总也没能成行。只是，再不敢听韩红唱那首《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

我想：菩萨一定也会保佑我的阿妈拉——我的央吉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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