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胶东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我在男性中排行老三。家里人多产少，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穷，“家徒四壁”的矮屋和“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家孩子那么多，一人一张嘴就是无底洞。父母每天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只求能勉强糊住十余张嘴。母亲是位身材弱小的缠足妇女，没读过一天书。但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凭着那双小脚、那副弱小的身躯和如柴的双手，跟父亲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农活劳作，还要整天为全家人的吃饭穿衣精打细算。

为困苦的事情费尽心思，这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就在我长到7岁时，妈妈竟下定决心，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要送我去学堂念书。记得那次妈妈说：“我想了想，只有念书，学到文化，才能改变咱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的命运。不念书就没有出路，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我看小三挺机灵的，是块当先生的料，让他去念书吧。”

后来，妈妈又专门叮嘱我：“妈妈供你上学，就是希望你能做一个有出息，有志气的孩子，而不是像你爸、妈一样，一辈子都是睁眼瞎，累死累活连顿饱饭也吃不上。你上了学，一定得努力，争取多学点文化，长大了去当先生。”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对妈妈的话理解并不深刻，就问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当先生呢？妈妈充满憧憬地对我说：“当先生好呀！先生不但是不干庄稼活的文化人，还能到各家去吃‘派饭’，有时还能吃到一块咸鱼，一块饼子，有时运气好，还能吃上个鸡大腿！”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家里一年到头糠菜为伴，吃的尽是谷糠、地瓜叶子，偶尔能吃上带点五谷杂粮的“干饭”，那不是过年就是过节。在妈妈眼里，先生一年到头都有饭吃，先生了不起。这使妈妈羡慕先生，更希望我能当先生。

为了妈妈的笑容，我拼命吸吮知识的雨露。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每次的成绩都会让妈妈笑得像孩子一样开心。我让妈妈深信，这条路她为我选对了，一直走下去，我一定能当先生。在妈妈的支持下，我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

就在我继续求学信心百倍的时候，国家和民族灾难的现实改变了妈妈，也改变了我。但直至今日，尽管“当先生”早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明确的追求目标，但因之而来自于妈妈的鞭策，却成了我座右铭，激励着我踏实做事，老实做人。

1941年的一天，日本鬼子“大扫荡”到我们那里。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民党兵跑得不见踪影了。村子西边大庙里，是八路军用土翻砂试制手榴弹、地雷的“兵工厂”，被鬼子一把火烧成一片火海。乡亲们到处躲避。当时，妈妈什么东西也顾不上带，拉上我们几个孩子就往外跑。妈妈心惊胆战地喊着这个叫着那个，拽着我们的手拼命地跑，想尽快冲出鬼子的包围圈。一双小脚，几个孩子，哪能跑得快？在村头的河畔遇上了鬼子，一拳把我打倒在地，用穿铁掌皮鞋的脚把瘦小的妈妈踢到了沟里，也正是在这一次，我们和妈妈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杀人场面，看到了鬼子的野兽暴行。凶残的日军杀害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郎，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新娘。目睹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我们感到妈妈那攥紧我们的双手在颤抖。乡亲们也都个个咬紧牙关，攥紧双拳，但也只能强压怒火，用仇恨的目光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心灵挣扎在痛苦的无底深渊。

也正是这一次血的经历，震撼着妈妈那颗慈软的心，和家人商量后，妈妈毅然做出了送我当兵的决定。妈妈那天对我说：“小三，你要和二哥一样去当八路，不打走鬼子，日子没法过！”我听到这为之一震，在这战火愈演愈烈的时候，妈妈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不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吗？是妈妈看到日军暴行后的一时冲动吗？不，不是的！妈妈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哪个妈妈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她知道仅凭自己的儿子亦是沧海一粟，可八路军的队伍里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孩子吗？她后来对我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安稳的日子，这些孬种、坏蛋为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看来，光靠当一个先生，挣几顿饱饭，改变不了我们穷人的命运！”

几十年后每当想起妈妈从“好男不当兵”到送儿当八路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总是感慨万千。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妈妈的这一转变就她本人而言是再朴素不过了。她也许没有抗击外敌、翻身求解放的智慧和胆略，当然那时更不会期盼儿子通过从军征战，走上仕途，成名成将。她的想法只是，当日本鬼子逼得我们一名普通百姓连成为一名“先生”过上能吃顿饱饭的日子都不可能的时候，就只有去抗争，去反抗，去拿起枪打击敌人。从对鱼肉百姓的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到送又一个读过书的十几岁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队伍，从与世无争到奋起抗日，妈妈以及千千万万的妈妈这一朴素的转变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伟大啊！

离开家后，我先是在县大队里当通讯员、文书。因为我喜欢写写画画，穷人的孩子又不怕苦，所以部队领导对我印象不错，很快推荐我到 “抗大”一分校学习，成了一名真正的“学兵”。连队在选机枪射手时，我被看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考核成绩合格。在抗日战争最后一仗打响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参战。被批准后，我又被编到胶东主力团——13团，即后来的“济南第一团”。从当文书，直到当团政委，这一干就是20年。

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人近昏迷。在生死边缘的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传我已经牺牲。后来转移到莱阳后，巧遇邻村学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我还活着。”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妈妈并没有从担心中解脱出来，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忍受着伤痛的煎熬。骄阳似火，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口不断恶化，化脓生蛆，恶臭难闻。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往战地医院赶。当时因为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品，医生将热盐水凉一凉，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仔细清洗伤口时，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南方口音我不全懂，大概是担心恶化成这样会造成破伤风，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红杠后，就把我推到开刀房。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是要截肢。我那股拗脾气上来了，什么都不顾，只是用手死死把住门框，坚决不同意，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要截腿，先截头，我还要打仗，我还要回前方，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医生说我是条汉子，是硬骨头，就没有截肢。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我的左腿，做完手术后我在想，可以上战场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

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观礼。不久，又回到了自己阔别12年的家乡。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专门叮嘱几个儿女，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又修又补，然后便每天颠着一双小脚，早早到村口看着，等着儿子归来。

一看见我，妈妈一句话不说，只是上下打量着我，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可掬的笑容。12年没见啊，这12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这时的妈妈已是满头银丝，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爸爸说：“我们家从来没有杀过老牛（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弟弟说：“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到家的当天晚上，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其中还不忘给我熬了一碗咸鱼，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我正在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心地帮我脱鞋、脱袜，挽起裤角，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摩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已抑制的抽咽声，妈妈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年轻时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时候，妈妈没有哭过；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妈妈没有哭过；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过；送儿子上战场，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可今天，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她流泪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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