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大千在杨宛君的帮助下经历千难万险，逃离了日本人的魔掌，离开北京，由上海赴香港再转道重庆来到了成都灌县，坐滑竿到青城山，租下“上清宫”后院。隐身在参天古树、峰峦叠嶂之中，牵着杨宛君纤细白嫩的小手，面对滔滔东去的岷江，张大千感慨万千。

1935年，誉满京华画界的张大千在京城中山公园举办画展，邂逅活泼清纯的京韵大鼓艺人杨宛君，一见钟情。禀告父母获得同意后，那年的秋天张大千终于迎娶了这辈子唯一一位自己主动追求的女子。而正是这位美丽动人、温文尔雅的小女子，陪自己东渡日本回顾异国风情，也是这位女子机灵地与日本人周旋，镇定自若，东奔西走，把自己成功地营救了出来。虽然她的年龄比自己小了十七岁，却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宠得像个孩子。张大千将杨宛君视为上天赐予的厚礼，百般珍爱。

张大千提笔给远在上海沦陷区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写信。诉述了牵挂和担忧，谈到了目前生活和计划，特别提到的是他有意去敦煌戈壁，寻找古文化的踪迹。

这个萦绕多年的梦想在得到了李秋君的鼓励和支持下，张大千雄心万丈，与杨宛君一起立刻为去敦煌着手详细周密的准备工作。

1941年，张大千一行经历了三个月跋涉八千里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杨宛君作为这队人马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伴随张大千登上了千佛洞。

她把家安顿在庙里，庙前有条小河，盐碱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是那样的珍贵，宛君忍痛剪去了一头长发。夏天，用几张席子在河床里围成“密室”洗澡。冬天，把河里的冰一块一块敲下来，化开备用。罐头吃完了，吃咸菜。为了让丈夫保证身体，补充营养，她从兰州买来菜种，种在碱地上，担河水一勺一勺浇灌，细心栽培，看到先生吃上了新鲜的萝卜白菜，杨宛君是如此的欣喜。

望着浑身上下沾满灰尘，夜以继日给每个洞逐一编号，架梯举灯，在高壁上奋笔摹画的先生，作为一个普通妇人，她不可能预见到这次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一生将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更想不到由此将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她只知道毫无怨言地付出和别无选择地隐忍。

张大千先生自敦煌回到成都后，举办的《西行游记画展》，震动了整个画坛，整理出版的《敦煌临摹白描画》三集一直为世人视为收藏珍宝。他的画风由此逐渐接近敦煌壁画的风格。从此他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独具一格，出神入化，无与伦比，奠定了他成为一代绘画大师的基础。

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杨宛君却在张大千的身边悄然隐退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杨宛君没有决绝，没有毅然地离开，他们偶有简短的通信，张大千对她很客气，但缺少了曾经卿卿我我的甜蜜，往事如风，仿佛云淡风轻。

新中国成立后，杨宛君一边从报纸上收集张大千的消息，一边走出家门寻找工作的机会养活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的她到了一贫如洗的晚年，也不肯用张大千的字画去换取钱财，而是与寡居的堂姐一道去绢花厂取来几千张纸，在残灯下绘出五颜六色的花朵谋取微薄的生活费。

而远在海湾那边的亲人，走时健壮潇洒，此时亦临暮迟迟，他闭口绝少提起“杨宛君”这个名字，或许是顾及身边的夫人，或许是不肯触痛心中的怀念。

台湾报纸在大千先生死后公布了他的亲笔遗嘱，遗嘱写道：“立遗嘱人张爱(字大千)缘余年届八十，深念渥承天麻，得毕生浸润于书画，勉有成就，感祷不已。惜余不治生产，积蓄甚微，光阴荏苒，宣立遗嘱以示后人……余自作之书画全部分为十六份……”其中十五份给他的妻子徐雯波及在海峡两岸的十四位子女。还有一份，这位在绘画艺术上被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举世闻名的大画家，在遗赠部分的第一条特别注明：“上开余自作画之十六分之一”赠杨宛君。

所有时光淡尽，游子魂归戈壁敦煌，或许梦见了那位羸弱的女子在大漠里迎风向自己奔来？而杨宛君临死也梦想着与她的大千能够再见上一面。

世间有多少情感埋在心底，如尘封的琴，那弦不可触，一触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