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当时在东郊的麦子店租农民的房住。麦子店是一座有许多外地人聚居的村落，不久就轮到我挨家挨户收取当月全村的水电费。我首先去的是跟我相邻的9号院，根据登记簿上的记录，这里的西厢房住着个叫黄蓉的房客，和《射雕英雄传》里的女主人公同名。

我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又连敲几下，门哗地拉开，一位腰挎随身听、戴着耳塞的漂亮女孩出现了。我眼睛猛地一亮：想不到这落破的小屋里住着一只金凤凰。她取下耳塞，警惕地审视着我，目光像把刀子。我赶紧挥挥本子：“收水电费的。”

她的表情顿时融化开来：“新搬来的吧?没见过你。”

“来晚了。要知道您住这儿，我早就该搬过来了。”我装出见过世面的样子，嬉皮笑脸地跟她开玩笑。果然把她逗乐了：“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吧?”

什么都瞒不过她的眼睛，我只好讪讪地承认。

她听出我的口音：“你是江苏一带的?”当得知我是南京人后，她快乐得恨不得击我一掌：“咱们是老乡呢，快进来坐吧。”

我环顾室内，陈设极简陋，一张硬板床，一张老式八仙桌，哪像小姐的闺房呀。唯独床头堆了数百盒花花绿绿的磁带，惹人注目。“你是搞音乐的吧。”我猜测着。

“我以前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学校的，在文工团也待过，这些年来一直想当流行歌手，就来北京了。”说到这里她神色有点黯然，显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沉重。

电表装得极高，她搬过一把椅子。我站上去故意张开双臂摇晃了一下：“哎哟!”她正扶着椅背，以为我站立不稳，吓得赶紧抱住我的双腿。见我一脸怪笑，才红着脸松开了手：“你年龄不大，还挺坏的。”

我就这样结识了黄蓉。从第一次见面，彼此之间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因而互不设防。半个月后，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我，透过窗户一看，黄蓉穿着一袭炽烈的红裙子站在风中，像个女侠。原来她屋子里的保险丝烧断了，让我帮忙换一下。我一边说“你把我当成电工了”，一边却很兴奋地随她走出去。

修完保险丝后黄蓉留我坐一会，她说：“我给你唱首歌吧。”唱的是林忆莲的一首歌，虽属清唱，但音质纯美，表情也很投入。她说：“我心情不好时常给自己唱歌，唱着唱着，烦恼都忘掉了。”

“你有很多烦恼吗?”我从她的语调里听出了沧桑感，愣愣地凝视着她好而又带着些许倦怠的脸庞。

“你真是个毛孩子。人的经历越丰富，烦恼就越多。”她被我憨憨的神态逗乐了，“你认我做姐姐吧，以后我会照顾你的。”

我支支吾吾：“认了姐姐，就不能往别的方面发展了吧?”

“你想往哪方面发展呀?”黄蓉笑得差点从床沿上掉下来，“你真太好玩了，小弟弟。”

她的笑声激怒了我。我梗着脖子吓唬她：“我以前和6个女孩谈过恋爱。”

“精神恋爱吧。”她仍然用一种迷人的眼神斜视着我。这个女孩身上真有一种能开能合的魔力。我有点相信她不简单了。

回到院子里房东大妈一脸神秘地拉住我：“她叫你过去了?她作风不太好，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找她，在屋子里放开喇叭，又唱又跳的。你可要小心点。”

我置之一笑。这座村子里确实住着几个每晚去城里歌厅上班的外地小姐，黄蓉与她们有本质的不同，她身上潜伏着一股正气。

黄蓉平日早出晚归，我隔着院墙望过去，她的房间常常黑着灯。偶尔回来早，她会邀我过去吃一顿她做的饭，味道不错。她说主要去录音棚帮歌星配唱，或者去电视剧组做场记，挣点小钱。

但她内心一直盼望着能出盘自己的录音带，这毕竟是多年的梦想。“难呀，北京想当歌星的人太多了，竞争太激烈。”

有一天夜里黄蓉很响地敲门。我披衣开门，发现她鬓发蓬乱，满脸怒气：“快去我那儿，帮我把那个臭男人赶走。”

她看见我桌上有把水果刀，便抓过来塞我手里，小声冲我说：“吓唬吓唬他。”我手持水果刀，跟着她回到9号院，发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坐在她床上。

“李导演，我男朋友来了，他脾气不太好，你快走吧。”

黄蓉故意拦住往里冲的我。李导演拎起挂在椅背上的西装，小心地绕开我走出去，狠狠地把门一甩，丢一句话给黄蓉：“下个月上你的那部戏就算了。”看着他的狼狈样，黄蓉笑得滚在床上。

当笑声终于停住，她仰起脸，满脸的泪光。做个这样的女人真不容易呀，既要和各种各样的男人周旋，又要恰到好处地保护住自己。我真想劝她放弃当红歌星的梦想。但又忍住了：大千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谁有权力去干涉别人呢。

黄蓉和我约好明年春节搭伴回南京过年，她让我到时候在单位订火车票时帮她多订一张。她说她越来越想家了，有时候自己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北京。“在漂泊中女人的心老得最快。”

这是她的原话。但她又怕回南京，没干成一番事业，无颜见江东父老。她怕见过去的任何熟人，他们都知道她放弃了许多东西(职业、家庭、男朋友)。

春节快到了，黄蓉穿着一身新套装兴高采烈地敲我的门：“我跟一家唱片公司签约了。他们今天来帮我搬东西，让我搬到公司去住。”她把一张字条塞进我手里，“这上面有我公司的电话，别忘了跟我联系。”我凝视着焕然一新的黄蓉：“春节还需要我帮忙订火车票吗?”

“肯定没法回去过年了。公司要忙着给我赶录一盘录音带，半年后上市。到时候我会签名送给你的。”她满面春风地冲我招招手，就匆忙地向停在路口的一辆豪华奔驰轿车走去，一位穿黑呢大衣的老板模样的男人帮她拉开车门。

从此我就再没见到黄蓉。很久以后我往她留的号码打过电话，接线员说那家唱片公司已搬家了。后来单位给我分了宿舍，我也终于离开了炊烟袅袅的麦子店。我体会到了黄蓉那种脱离苦难的喜悦心情。整日里为谋生、创业奔波，也很少想起我那位会唱歌的漂亮女老乡了。

只是逛街时遇见音像商店，我会进去在满柜台花花绿绿的录音带里寻找，希望能找到署名黄蓉、并且印有她笑脸的一盘。转眼已过去多年，我至今尚未见到她的笑脸。有时我猜测：这是否也是她与我中断联络的原因她是位自尊心极强的女孩。

在这人海茫茫的偌大城市里，她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