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惠珍是1996年来到我们家的。她出生时，不能如普通孩子般顺产，是个“产钳婴儿”。她生母只有十多岁，意外怀孕令家族感到丢脸，因此当惠珍从母亲子宫里被产钳用力拉出来，待头部差不多回复应有形状之后，便马上被送去寄养家庭。她的智力也永远只能达到三岁水平。

那时候，惠珍这类人被称为智障者。但在我父母眼中，她仅仅是个需要疼爱的小孩。他们收养过很多孩子，其他孩子不过要短期照顾，只有惠珍一直留在我们家里。

惠珍三岁时到处奔跑，足迹所至之处也乱七八糟，凌乱就像口香糖粘在鞋底一样跟随着她。我们刚为她收拾好一处地方，她又开始在别处捣蛋了。她不停牙牙学语，终于会说话时，就不厌其烦地问：“你去哪?”“你干啥?”“我能出去吗?”我们常叹气说：“唉，惠珍，你真是个讨厌鬼。”

我们一家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穆迪港，每到夏季，妈妈一转过身，惠珍就跑到后院旁的公园。她通常会在儿童游泳池边停下来，但如果再往前走几公尺，就会掉到贝立德湾里。

她不会游水，却十分迷恋水，一到水边就失去理智，不能自已，总是张开双臂，在玩水的小孩之间横冲直撞，令他们的母亲大惊失色。惟一能带她回家的方法，是像橄榄球一样夹在腋下，任由她乱踢乱叫。每次我不幸要负责这任务时，在别人怒视瞪眼下总觉得尴尬非常。有时候我会假装不认识惠珍。“她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说，一边转动眼珠，一边希望别人明白我是正常的。

放学后，大我三岁的姊姊宝华得帮惠珍换尿片，收拾她的烂摊子，追她，救她，安慰她。妈妈因为忙于打理家中一切，就指望姊姊帮忙。

看惠珍来我家几年后拍的全家福，可见到她可爱的样子：满头小卷发，是雨后沙滩的颜色，遮盖了不正常的头形。她一只眼睛的瞳孔像个逗点，直望前方；另一只眼目光炯炯，像在想着什么鬼把戏。我有张她穿睡衣的相片，笑容满脸，很讨人喜欢。

每到擦窗户或练习钢琴时，惠珍就笑不出来。擦玻璃的刺耳声和钢琴弹出的“多”“来”“米”，会令她情绪激动、神经紧张、大发脾气。

每次钢琴老师问我们为什么还没记住D降半音，宝华和我就耸耸肩，以“惠珍受不了”为借口来推搪。

宝华和我都在十九岁那年结婚，留下惠珍一个与爸爸妈妈同住。我们的孩子出世后，她嚷着要抱抱，我们就给她几个洋娃娃，她从此成为家中最认真照顾“孩子”的母亲。她喂洋娃娃吃、帮洋娃娃更衣以免受凉，还会叫我们静下来，以免“吵醒了孩子”。

惠珍二十岁左右，终日不见笑容，恍如风雨欲来，是我们家最不平静的日子。她年龄已经不小，不能再上特殊学校，要转到专为智障者设立的工场工作。她很讨厌去工场，经常发脾气，过分活跃至不受控制，要服的药物也就更多。

社工不了解惠珍的内心，坚持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不能再玩洋娃娃，令她伤心欲绝。每次她与社工外出上课，接受完“正常生活训练”后回家，都十分生气、暴躁。她的脾性本来就变化无常、难以控制，现在更加变本加厉，甚至会动粗：她曾经一气之下把妈妈推下楼梯。

医生于是大大加重药量。她从四岁开始，说话就可以滔滔不绝，但现在却变得张口结舌，话少得可怜，发音不清，除了最明白她的亲人，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她转到另一个工场，但每天早上仍害怕离家，吃早餐时会大吵大闹，泪流满面。

惠珍经过几年才逐渐平静，但说话能力再没法完全恢复，只有一个例外：每当她激动起来，说话又会像白纸黑字般清楚。

“这是我妈妈爸爸!”她有时会高声说。我弹的歌曲中出现“多”“来”“米”，她也会说：“别弹了，佩心!”她和我谈电话，总可以准确说出口：“文迪怎样!”文迪是我们养的小狗，是她来看我们时最喜欢的玩伴。

惠珍成年后，对别人的感受有很强烈的反应。我们大笑，她笑得比我们更厉害。我们难受，她会感到焦虑，甚至迅速发展到歇斯底里。她集中各人的苦恼，不但感同身受，还加倍表达出来。

有时惠珍会令我很惊讶。有一次，我回娘家照料动完手术更换髋关节的母亲，丈夫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位好友突然去世。我十分痛心。我跟那朋友非常亲密，却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

惠珍很自然地体会到我的悲伤，无论我去哪里，都陪伴着我。一天傍晚，我在客厅边铺了地毯的楼梯上独坐，惠珍忽然来到身边，抱着我，头枕在我肩上。“一切会好的，佩心，一切会好的。”她发音清晰，准确无误。我哭了，她则不停轻拍我的左肩。

惠珍成为我家一分子后许多年，我才在心底里把她当做妹妹，而不再强调她只是我的“养妹”。介绍她时，我会简简单单叫她做“妹妹”。她立即注意到其中的区别，还经常提醒我：“佩心，我们是姊妹，对吗?”她有时会以拥抱、亲吻或一句轻轻的“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来提醒我。

有一天下午，母亲打电话来，声音虚弱，没精打采地说：“社工明天要来家里，和我们商量给惠珍找个新家庭。”她心灵深处的痛楚，经电话线千里传来，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社会服务部非常清楚我父亲已经一把年纪了(妈妈八十一岁，爸爸七十六岁)，身体虚弱，决定把惠珍带走：为了惠珍自己，也为了我父母。

他们知道惠珍在我家住了三十五年，名副其实是家庭一分子。怎样安置惠珍，他们自然须征询我父母意见，并保证不会匆忙行事。妈妈和爸爸要求，最好把惠珍送到普通基督徒家庭，而不是团体家庭或康复机构。

事情奇迹般顺利。社会服务部找到个完全符合我们条件的家庭，而惠珍拜访了那家庭几次之后，她爱上了她的“新朋友”。她知道那家人喜欢她，接受她，而且还有一条友善的大狗；但她还不知道将要搬去那里长住。

惠珍在我家的最后一个夏季，父母和她开着露营车穿越三个省来探望我。过去九年，我注意到父母和惠珍正逐渐交换角色。惠珍对妈妈、爸爸，以及露营车有强烈的保护欲。她是个一丝不苟的管家：对用什么碗碟很挑剔，经常打扫，并坚持爸爸每天要午睡。她越来越成熟了。

那次来探望我，她显得心事重重，似乎感觉到什么，又似乎要在心里为些事情做好准备。

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后，有一天，社工带惠珍去喝咖啡，告诉她，几星期后就要离开父母的家，但保证她仍可以经常回去探望，就像我和宝华一样。那天傍晚，我打电话回去，惠珍说要跟我聊几句。我心里一沉，知道未必可以了解她的说话。但她每个字也说得很清楚，而且流露出无限悲哀。

“我要走了，佩心，我要走了。”接着她把话筒给了母亲。母亲声音很小，说惠珍没吃晚饭。惠珍从来不会不吃晚饭：食物能给她安慰，又永远不会嘲弄她。

我很担心；但惠珍搬家的事顺利得令所有人意外。有时候，惠珍以为旁边没有人看见，会暗自下泪。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迫不及待将情绪表露无遗；现在懂得静静地由别人决定她的命运。她以神赋予的力量，表现出令我们刮目相看的包容和成熟。

离家开始新生活前，惠珍选了一些洋娃娃带去新家，把剩下的十个整整齐齐排在床头。临行前，她溜进房间，走到床前，抱起一个她的“孩子”，答应会回来看她；然后逐一抱起其他娃娃，说一遍同样的话，在她们脸上印上亲吻，说深爱她们，叫她们等她回来。

我妹妹方惠珍，是个有颗童心的非凡女人，出人意料地通过了生活中最复杂的考验，像家里其他孩子一样，终于长大成人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