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竖起小小梳妆镜偷看坐在远处的帅帅的班长时，坐我后面的木头总是硬挤进我的视线对我做鬼脸。这真正让人心慌。我有一个秘密，这真正让人心慌。

十年前，我尚是笑起来无城府的小姑娘，一头清汤挂面，穿深蓝色学生制服和黑色圆头皮鞋，骑着咖啡色的单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风吹起来的时候，擦肩而过的路人可以看见我明亮干净的眉眼。那个时候，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考试没有进入前十名，或者暗恋的男生牵起了好朋友的手，或者那个帅帅的男生突然长高了一截，坐到了后排，要竖起小镜子才能看得到了。无非是这些。

直到那个夜晚毫无防备地到来。

那是一个让我无法忘记的夏夜，没有空调，胳膊上有红肿的包，纱窗外知了在叫着，楼下有老人乘凉，我甚至记得他们那天的话题，是关于巷口谁家刚嫁的女儿。我就在这时候拧开收音机。

因为怕被隔壁的父母听见，我只能将声音开得低低的，头紧紧贴在喇叭上，听着。“……我想点一首歌，”我的心突然就怦怦地狂跳——多么熟悉的声音，每天在我后座，此刻贴在我耳边，“这首歌，我要送给坐在我前面的女生。我不能说她的名字……我希望她永远都不知道。”

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我渐渐拧开音量，万芳的声音浮动在这个夏夜的小屋里。与那舒缓的节奏不相称的，是我毫无章法的心跳。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每天晚上，木头都会站在他的阳台上，用舍友窥视女生宿舍的望远镜对着操场方向，看我沉默地奔跑。他是我青春时光的守护神，夜空之下，上帝耳聪目明。

在我们十八岁那一年，我和木头考进同一所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当我背着3包行李，狼狈地出现在校园里时，木头从远处走来。那一天下午，太阳出奇地好，他背着太阳，我看不清他的脸。他向我伸出手：“来，我带你参观我们的学校!”

那一瞬间，异乡不再是异乡了。

在夜晚无人的操场上，我插着耳机大步奔跑。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秘密仍然是秘密。

突然身后有一双大手将我抱住，我空空的脑子里突然跳出“高校碎尸案”的字样，冰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那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气息，我奋力想挣脱：死死抵住那个男人，像个疯子一样厮打和滚爬，可是，我已经跑得太久，我的体力消耗殆尽，而操场离最近的一幢宿舍也有千余米的距离。而我正被他拖到更僻静的角落里去。

突然那个人松开了我，落荒而逃，我坐在泥泞的操场中央，抬头看见了木头。我的眼泪狼狈地决堤。

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这就是爱情。

我20岁生日那年，木头用节省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张唱片送给我，万芳的台湾原版。这个礼物过于贵重，站在宿舍的门口，我竟不敢伸手去接。

“收下吧。我不知道，很多年以后，你会不会再听这些歌，但是，20岁只有一次。”他站在我对面，眼神诚恳。

这张唱片的目录里，赫然印着《新不了情》。

秘密已经走到了它的边缘，我恋爱了。我一直都是个拘谨的孩子，我害怕失败，害怕分别，所以长时间观望。可是现在，爱来了。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

我向外婆讨教围巾的织法，年迈的外婆会心地微笑，教得很仔细。于是，在宿舍上铺的小床上，我每天晚上插着耳机听唱片，一针一针笨拙地织围巾。

这样的围巾，一个女生一生只织一条，因为这样的爱，一生只会有一次。

2000年，我们毕业。和那些哭泣离别的情侣不一样，我和木头笃定着自己的幸福，也因为太相信彼此的这份感情，我们坚持着自己事业的方向，他去上海寻找机会，我在南京的电台做一名DJ。

他将手机的闹钟定在每晚21点，推开不必要的聚会，上网打开龙卷风软件，只为了不错过我每一天的节目。而我，亦会在每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放我们的最爱，这是我们之间小小的秘密，每当前奏响起，我们都会在两座城市的不同房间里，露出会心的微笑。

圣诞节前夜，我录好当天晚上的节目，坐夜行火车摇摇晃晃去上海寻他。火车站空空荡荡，我一出站就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绒线帽和火红色围巾，笑眯眯地等我。我的傻木头，就这样骑着车子，载着我，一路来到外滩。

趴在栏杆上，木头对着对岸浦东的灯火许他的宏愿：“等我们有了钱，就在那里买一套房子，有落地玻璃，可以晒太阳，你养一只牧羊犬，周末的时候，我们开车带孩子出去玩……”

傻够了，再骑车载我回来。

《甜蜜蜜》里，黎小军也是这么驮着李翘，唱着歌，以为那就是地老天荒了。

我站在他公司的楼下，看着他的窗口，那里灯火辉煌，却无比荒凉。

我几乎要失声痛哭。

年后他的公司开始新项目开发，我的电台也需要改版，当他白天昏天黑地奔走于各大财务公司时，我正在安睡，当他夜深人静想拨通我的电话时，我却在录音间里做访谈，或者制作题头，他听到的永远是“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直到他的父亲病危，他才从上海赶回来。当时他父亲已是脑溢血瘫痪在床，不能言语。他一边和医院交涉，一边要处理公司的工作，常常是刚刚交了医院的费用，又坐连夜火车赶回上海上班，只能在火车上打个盹，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除了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我帮不了什么忙。事实上，我微薄的积蓄也帮不了多少忙。

在夜行火车上，他给我打电话：“生活是不是必须这么沉重?没有钱，连自己的爸爸都留不住?”

话筒里传来火车轰隆轰隆的声响，可我分明知道他在哭。

上帝并不会对所有事都动恻隐之心，半年之后，因为用不起最昂贵的进口药物，木头的父亲终于撒手而去。

仿佛一夜之间，木头就老了。

是这残酷的生活吧，把年轻的我们早早逼向悬崖，我们的风花雪月，终于在一弯真实的明月前，露出了力不从心的惨白。

木头比以往更疯狂地工作。他不再听音乐，不再看电影，他放弃了所有休息的时间，像一头沉默的兽，拼命依靠工作来填补内疚。他把父亲的死，完全归罪于自己，背负着十字架，永不饶恕。

我苦劝他，我专门去上海探望他，而他日夜地加着班。我站在他公司的楼下，看着他的窗口，那里灯火辉煌，却无比荒凉。

我几乎要失声痛哭。

回到南京，除了工作，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每一个节日如流水一般过去，别人相拥走在街道上，拥抱和亲吻，那不是我的生活。家中的唱片机落了厚厚的灰，地板上堆满了唱片，永远只有我一个人，这才是我的生活。

那天听说久违的万芳出了新唱片，紧接着，下了通告说她要上我的节目做宣传。我不可置信地呆立了半晌，忽然醒悟过来，这是冥冥中老天给的一个机会，是惟一的，也可能是最后的。

那是在一个深夜，小小的录音间里，我们终于相对而坐。万芳大大的嘴巴，笑起来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一种被放大了的妩媚。而我脑海中始终是少年时代、她唱《新不了情》时，在MV中微抿时嘴唇。青春在拘谨的开合中轻轻放送，仿佛就是昨天。

我几乎说不了什么话。

送走万芳，我第一时间给木头打电话，“刚刚万芳……”

他用他一连串的日程表打断我兴奋得颤抖的声音，今天，明天，后天，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听我说话。没等他说完，我轻声说了声再见，再小心翼翼地合上手机。很久时间以来，我就是这样小心翼翼着，生怕打扰了他的忙碌。

茫然的小虫在路灯下飞，我茫然地走回家里，听唱片，喝酒，大醉。只是一张唱片到另一张唱片的距离，我们从轻薄豪华少年身，变成了背影狼狈的成年人。

我送他的围巾，他送我的唱片，到此为止。

后记：

电视里在放一首MV，女孩背对着窗户，大声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分手，请将这些歌寄给我。”

男孩问：“为什么?”

女孩说：“因为这些音乐里有太多回忆。我不想忘记。”

新年，我独自来南方旅游，在陌生的海边城市，红砖小楼的陌生餐厅，看见了这支MV，万芳另一张唱片的新歌，名叫《夜照亮了夜》。

我静静地把它听完，然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