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父亲，可是每次想写的时候心里却像海浪一阵阵涌起，让我感慨万千，就没了头绪。也许当我们太爱一个人的时候，反而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有一天，我在听大提琴曲，是富尼埃尔演奏的鲁宾斯坦的作品，他的演奏我总是听了一遍又一遍，不断重复地听。我觉得好作品会永远长在我们的心里，就仿佛是一棵棵不朽的大树，那一片片叶子从翠绿到金黄，每一片永远都是新鲜的。那些乐曲深情宽广，大提琴的音色沉着舒缓。我听着，忽然就想起了父亲，想起父亲说话的声音，还有父亲给我的那种说不出的温暖。往事，很多往事像层叠的浪花又扑打在眼前，仿佛很遥远，又仿佛就在昨天……

那时我八九岁，父亲带我坐火车去武汉治病，我们坐在硬座车厢，火车“咣当、咣当”地开得很慢。一路上，父亲怕我的脊椎疼痛，就让我靠在他胸前坐着，每当他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我的眼泪就会悄悄流下来。父亲身上有一股淡淡的烟味儿，我像小动物一样翕动鼻子，闻着那种熟悉的烟味儿，父亲的味道让我觉得亲切，还有一种可依靠的感觉。在旅途上，我从不寂寞，因为父亲会给我读书。他给我读胡万春的小说《骨肉》，萧平的小说《三月雪》。靠在父亲的胸前，听着他读书，真的就像今天听大提琴独奏。父亲的嗓音很浑厚，就像大提琴发出的共鸣。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热情善良的人。那一次在火车上，广播员请旅客帮助打扫卫生，父亲一听，赶忙把我安顿好，就去拖地，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回来，脸颊上还流着汗水。父亲说，他拖干净了好几节车厢。父亲也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我几乎没听他叹息过。即使在逆境中，也能听见他响亮的笑声。我们在乡下那几年，每天晚上村里的男人都喜欢来找父亲聊天，父亲买了很多烟叶，放在一个小筐里，他和那些乡亲一起卷烟抽，还和他们一起用大碗喝瓜干酒。父亲喝酒海量，一次喝一斤白酒不在话下。１９７３年春天，我们要离开农村了。父亲请乡亲们到家里喝酒，他用豪饮和大家告别，他们从傍晚一直喝到天亮。

父亲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人，他对同志和朋友从来都很真诚，对弱者更是充满同情。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们住在小县城。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破旧的眼镜框也缠着胶布。父亲认出他的那一刻，一下就握住他的手。来人是父亲的同事刘士毅伯伯。他在老家，一连几年过着窘迫的生活。那一次他要上访，因为没有钱就来找父亲。父亲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刘伯伯，还让他在家里住几天。父亲和母亲给了刘伯伯路费，还不停地鼓励他……刘伯伯走时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的精神振奋了，穿的也整齐了。他穿着白色的圆领衫，蓝色的布裤子，那是父亲夏天最好的衣服了，而父亲又穿上了背后破了几个洞的背心。父亲对我说，越是别人遭难的时候就越要关心和帮助。这话，一直记在我心底的深处。

父亲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和事深恶痛绝。说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笑，因为我喜欢父亲看电视新闻的样子，他总是一边看一边加上自己的画外音。后来我发现要是听不见他的评说，这天的新闻就不好看了。比如，看到哪里又隐瞒了矿难，他就对着电视机里的矿主说，你们太不像话啦，我看应该枪毙！父亲很愤怒，声音很大。母亲就会说，你小声点啊。要是看见有人乱伐山林，他就会指着电视里的滥伐者说，你啊，你这就快啦！对那些被判刑的贪官，父亲只给他们两个字——活该！父亲义愤填膺是基于他自己对理想和事业的忠诚。他没有离休时，我从没见他往家里拿过公家的东西，他绝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父亲活得很坦荡很大气，也就活得很快乐。

父亲是一个能做朋友的人，我有什么话都喜欢告诉他，有什么事也愿意听他的意见。而父亲也把我当做他的朋友。他有时可能忘了我是他的女儿。比如，我去吃饭，父亲正在喝酒，他就会对我说，来吧，你也喝一杯。他会给我倒上满满一杯。为了父亲，我也很豪爽，不管白酒红酒就喝下去，父亲呢就会很高兴地大笑。父亲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读的书也影响了我。我读过的很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都是父亲给我买的，或是借的。比如《叶尔绍夫兄弟》、《静静的顿河》、《朱可夫传》等等。这种阅读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写到这里，我更加相信自己的比喻——父亲是我的大提琴，他永远在我心里奏响最美好的乐曲，深情、宽广、亲切、舒畅……我也在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父亲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但也是一个值得我学习的好人。

人们认识我二十多年了，其间不知多少媒体要采访父亲和母亲，可是他们总是拒绝。我在网上贴上父亲的照片也许会违背他的心意，但是我还是希望父亲成为大家的朋友。父亲的照片里总是有海，因为父亲喜欢海，他也希望我有海一样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