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人们在肝肠寸断的悲痛中不住地流泪，人们在悲伤和牵挂中虔诚祈祷……这其中有我，也有我年过七旬的母亲。

5月18日，母亲不声不响地把鸡栏里的8只老母鸡拎到集市上卖了，又跑到同村的二姐家，将她让二姐为她买寿衣布料的120元钱要了回来。第二天，单位来电话让我快回城，再次筹备大型的赈灾活动。临行前，母亲从身上掏出一个小布包，把里面仅有的300元钱拿出来，并随手交给我一张发黄的小纸条。那是5年前父亲去世时留给母亲的，父亲的字迹依然清晰：“莫忘恩人李书生”。我的心禁不住颤抖了一下，“李书生”这个多年没有音讯的好心人，仿佛又站在我的面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家乡鲁南地区遭遇一场特大暴雨袭击，我们家建在低洼处的3间草房被洪水冲倒了。那一刻，10多岁的我惊恐地被父母拽着跑到附近的山梁上，由于慌不择路，我摔倒在山坡下的一块岩石上，左腿疼痛得已不能走路了。

村卫生所的医生检查后说，我的左腿骨折了，需要尽快送到卫生院治疗。听医生这样说，父母马上慌了神。住院治病是需要钱的，可是我们家本来就穷，更何况刚遭了洪水，连可以换钱的一点粮食都没有了。父母亲叹息着蹲在地上，满脸愁容。

就在父母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边躺在病床上正在挂吊瓶的一位中年汉子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从身上掏出50元钱递给父亲说：“这是我刚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给孩子治伤！”在当时来说，50元钱已算是一大笔钱了，再说父母与中年汉子素不相识，怎么能用别人的钱呢？因此父亲迟疑着不敢接。中年汉子把钱往父亲手里一塞，说：“这钱是借给你们的，我在公社财政所工作，今天来你们村检查工作感冒了，在这里打针。快拿去用吧，孩子的伤耽误不得。我叫李书生，啥时你们有钱，到财政所还给我好了。”

父亲从李书生的手里接过钱后，借了一辆独轮车急匆匆把我送到公社卫生院。在病床上，父亲从病历上撕下一张纸，郑重地写下一张欠条：“1981年6月12日借公社干部李书生款50元整。”然后又大大地写下“莫忘恩人李书生”一行字，写完后，父亲把纸条折叠好放在贴身的衣袋里。

由于房子塌了，我们只能借住在村里提供的两间仓库房里，父母累死累活地忙活了两年，加上东借西凑了200元钱，才凑合着把3间草房盖起来。李书生借给我们的那50元钱，就像一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父母的心上。

一天，父亲带了自产的几十个鸡蛋和两只鸡去镇上看望恩人李书生，他说什么也不肯收。父亲一脸愧疚地说：“李同志，你那50元钱眼下我还还不上，等收了秋，我一定给你送来。”李书生把父亲送到大门口，硬是把两只鸡塞到父亲的手里，然后说：“钱的事不急，啥时候有啥时候还，还不上，就当我帮孩子治病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秋后，父亲将晒干扬净的花生卖了，凑够了80元钱。父亲说：“多加上30元算利息，3年了，咱不能忘了人家的恩！”那天的阳光格外柔和，秋风习习地吹，父亲带着我去公社财政所还钱谢恩。终于有钱可以还恩人了，一路上，父亲脸上的笑意时不时溢了出来。

可是到了公社，我们并没见着李书生，别人告诉我们，老李半年前就调回老家去了，他的老家远在千里之外的德州，具体在哪个县哪个公社不清楚。回来的路上，父亲脸上的笑容没有了，一个劲地埋怨自己。

一年又一年，父亲头上的黑发渐渐变白了，仍然未能打听到李书生叔叔的消息。

2003年，弥留之际的父亲把我和母亲叫到床前，从枕头下取出一个布包，将20多年前写下的那张借条递给母亲，声音微弱地对我们说：“这钱，你们一定要想法还呀！”母亲泪眼婆娑地接过纸条，将它珍藏了起来。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令我没想到的是，母亲竟然会以这种方式了却父亲的遗愿：当年的借款没能还给李叔叔，却以李叔叔的名义捐给了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