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参加工作，终于体会到了她的难处。一个人，种六亩地，九分田，养十几头猪，还有两个尚在读书的孩子。这便是她，我苦难的母亲。

22岁，我往家里邮了第一笔生活费，我让她把一切农活都停下了。劳动了一辈子，她不习惯这样的生活。每天6点，天刚蒙蒙亮，她就起床了。烧水，拖地，抹桌子，楼上到楼下，一遍又一遍。

为了让她过上安逸的生活，我决定把她送到街坊组织的文艺团里面去，跟着那些退休的老太太们跳跳舞，唱唱歌。她才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自己胖，不灵活，站在队伍里完全就是捣乱分子，再者，手指太粗，手掌太大，拿扇子拿花都不好看。

周末，我跑了趟健身所，给她办了张瑜伽卡。好说歹说，她死活不愿去。她在电视里见过，那些练瑜伽的姑娘，大都白白净净，高挑清瘦，不像她这般模样。后来，听到我说交了钱，不能退，又是中年妇女班，她才嘟嘟囔囔地跟了去。

练了一周，她又搁下了。这些年的苦力活，使她的腰椎落下了不少毛病。因此，只要教练一逼着下腰，她就疼得冷汗直冒。

没办法，我只好帮她报了旅行团。上海、杭州、北京等各大城市半月游。她长那么大，还从来没出过远门。她怕，自己既不识字，又说不了普通话，万一出什么事情，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我搁下手里的一切工作，陪她外出旅行。记得她曾经说过，最想去北京看看故宫和长城。临行前，我让北京的朋友帮忙订好了房间和饭店。

坐飞机，她一看价格，嫌贵，不行。我买了两张火车票，一张上铺，一张下铺。转手把上铺的价格递给她看，勉强还能接受。

火车还没驶出两省，她就熬不住了。脸白，手抖，躺在下铺，吐得翻江倒海。没办法，只好领着她，中途下车。北京没去成，她也不抱怨。

回家后，她悄悄去当地的复烤厂报了名，早上7点到晚上8点的班。我去看过她，在轰隆隆的车间里，她和几个农村的大娘，各自扛着一百多斤的烟筒，呼哧呼哧地围着流水线跑。

她再一次拥有了灿烂的笑容。

我没有把她叫回家。走在凉风徐徐的马路上，我忽然有点想哭。她这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

如果可以选择来生，那么，我一定要做她的哥哥。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有母子的忐忑与心疼，长久的生离与死别。而我也可以教她写字，教她看书，带她旅行，陪着她，好好地活上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