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发布时间：2022-10-21 20:32:03
父亲生前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根本不看我的小说，他知道我还在写，但写些什么懒得问。一个人真想当作家，别人是帮不了忙的。
父亲热爱写作，却不愿意子承父业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这句话不是简单的遗传学理论，而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父亲溺爱孩子天经地义，常常可以见到对子女百依百顺的父母。做父亲的并不是皇上甚至穷困潦倒，可他们那些可爱或并不可爱的孩子，一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小皇帝。
但我父亲对儿子根本谈不上溺爱。也许因为他一生太不顺心，过于书生气，年纪很轻就当了右派，一直在从事一份自己不太愿意干的工作。记忆中，我从未对父亲提过什么蛮横要求。我不喜欢要这要那，甚至连最普通的索取，也很少向他开口。
常有人问我，写作受了家庭什么样的影响?刚开始我对这样的问题，一概以毫无影响作答，这也是实情。自小父亲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长大了别写东西，三百六十行，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当作家。
可他一生中，除了写作，可以形容和描述的事情不多。记忆中，父亲写作时的背影像一幅画，永远也不能抹去。我能记住的是他的耐性，是他写作时的不知疲倦。作为儿子，我不在乎父亲写作方面达到了什么水准，出了多少书，不会去想他得过什么文学奖，有过什么文学方面的头衔，进过什么名人录，还有谁曾对父亲有过怎样的好评。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父亲生前也把功名看得非常淡。
恢复高考以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大学。因为录取的是文科，父亲甚至都懒得向我祝贺。时过境迁，回忆20多年前的情景，我仍然忘不了他当时的恐惧。父亲说，为什么非要选择文科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父亲之所以不愿意子承父业，要让儿子远避文学事业，是由于他个人的不幸。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再加上“文革”挨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我终于明白，除了这些恐惧，父亲顽固地相信，一个人若选择了文科，选择了文学，特别是选择了写作，很可能或者说更容易一事无成。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老话可以作多种解释。父亲热爱写作，一生都在伏案书写。父亲不自信，尤其是在写作方面，受他的影响，我也很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或许只是清醒，建立在写作是高风险行业的基础之上。高风险不仅意味着zz上容易出错，经济上可能受窘，更大的可能是会成为一名空头文学家。空头文学家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还会浪费别人的宝贵时光。当我读到一些很坏很无聊的文章时，就想父亲如果还在，一定会非常愤怒地加以指责。父亲生前，我们常为阅读到的文字没完没了地议论。父亲总是一针见血，非常明确地表明什么好什么不好。他觉得一个人要么别写，要写就一定要写好。
父亲对我的不希望，远比希望更重要，更有用处。父亲不希望我成为空头文学家，不希望我为当作家而硬着头皮当作家。我所要努力的方向只是不要让父亲的不希望变成事实。
父亲喜欢书，却不看儿子的小说
去医院参加例行体检，遇到很多熟人。他们纷纷向我祝贺，说我女儿的一篇作文人选了中学语文读本。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只是标题比较隆重，又配了照片，熟人见了忍不住要议论。我忽然想起自己的文章刚发表时的情景：一方面，父亲好像很不当回事；一方面，父亲又暗暗得意。他当时的心情正好与我现在完全一样。
父亲过世已多年，我现在住5楼，闲时喜欢看楼下的樟树，那是刚搬进来时种的，也不过几年功夫，郁郁葱葱地很像回事。古人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从树想到人，我不由黯然泪下。在父亲去世后的10年里，正是我写作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所谓个人最出成绩的日子。父亲喜欢书，书架上有一层是专门用来放自家人的书的。父亲过世时，我正式出版的书只有二三本，当时出书很困难，但是父亲已很得意。现在一层都放不下了，如果他还健在，真不知会如何高兴。
言传身教看来真是很厉害。我发现自己现在与当年的父亲相比，在唠叨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无数次地提醒女儿，说我们并不想沾光，可是不知不觉就可能沾了光，因此保持一份清醒非常必要。父亲生前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我发表小说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这家伙近水楼台，开后门太方便。“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说是这么说，真正操作起来，其实有很多难度。
我如今要说父亲对我在文学方面的要求，要比对别人更严。相信的人有，怀疑的人也会有，因为人们通常更愿意从“人之常情”角度去思考问题。父子关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没必要做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我想说的只是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真把事情做好。事实胜于雄辩，我曾经很努力地想用实战成绩来证明自己，而这种证明才是对父亲教育的一种最好的报答。
我想起自己最初发表的两篇小说，那是20多年前的事。两篇小说写于同一天，上午完成一篇，写完了给父亲看。父亲说，还有点意思，就是卷面太脏，即使巴尔扎克也不过如此，我为你重誊一遍吧。结果父亲帮我一笔一画地抄，于是我在下午风风火火地又写了一篇小说，当时真没想到写小说这么容易。后来小说在同一个月里分别由两家刊物发表了。记得父亲改了几个字，父子还为是不是病句争了一场，我自然是错，然而不服气，狂得莫名其妙。
我似乎有过一段才华横溢的日子，可惜在接下来的5年内，连一篇小说也发表不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根本不看儿子的小说。他知道我还在写，写什么也懒得问。我的小说终于有机会发表，终于有一点影响时，父亲那一阵特别忙，别人对他说，你儿子的小说写得不错，他便对我说，喂，把那什么小说给我看看。看了也就看了，喜欢或不喜欢，满意或不满意，反正是儿子的东西，儿子大了，有些事已经管不了。
回想父亲对我写作的帮助，热情鼓励的少，泼冷水打击的多。可怜天下父母心，热情鼓励是希望子女有出息，泼冷水打击是怕子女走错路。他更多的还是不闻不问。父亲生前常说，学医可以传代，学画也可以传代，惟有这写作传不了代。他告诉我，作家不走自己的路，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他还告诉我，作家的后代不成为作家是正常的，成为作家反而不正常。我想我能有今天，不要说自己想不到，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也不会想到。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发自内心地高兴。
自从父亲过世，每年清明、农历七月十五日、除夕夜，我都要烧些纸钱。父亲生前对所有的迷信活动都不相信，我受他的影响，也从未深信这些，但还是忍不住这么做。很多事是不能忘记的。如果没有父亲，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还是那句话，我能成为作家，既是无心插柳，又是事出有因。
父亲热爱写作，却不愿意子承父业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这句话不是简单的遗传学理论，而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父亲溺爱孩子天经地义，常常可以见到对子女百依百顺的父母。做父亲的并不是皇上甚至穷困潦倒，可他们那些可爱或并不可爱的孩子，一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小皇帝。
但我父亲对儿子根本谈不上溺爱。也许因为他一生太不顺心，过于书生气，年纪很轻就当了右派，一直在从事一份自己不太愿意干的工作。记忆中，我从未对父亲提过什么蛮横要求。我不喜欢要这要那，甚至连最普通的索取，也很少向他开口。
常有人问我，写作受了家庭什么样的影响?刚开始我对这样的问题，一概以毫无影响作答，这也是实情。自小父亲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长大了别写东西，三百六十行，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当作家。
可他一生中，除了写作，可以形容和描述的事情不多。记忆中，父亲写作时的背影像一幅画，永远也不能抹去。我能记住的是他的耐性，是他写作时的不知疲倦。作为儿子，我不在乎父亲写作方面达到了什么水准，出了多少书，不会去想他得过什么文学奖，有过什么文学方面的头衔，进过什么名人录，还有谁曾对父亲有过怎样的好评。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父亲生前也把功名看得非常淡。
恢复高考以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上大学。因为录取的是文科，父亲甚至都懒得向我祝贺。时过境迁，回忆20多年前的情景，我仍然忘不了他当时的恐惧。父亲说，为什么非要选择文科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父亲之所以不愿意子承父业，要让儿子远避文学事业，是由于他个人的不幸。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再加上“文革”挨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后来我终于明白，除了这些恐惧，父亲顽固地相信，一个人若选择了文科，选择了文学，特别是选择了写作，很可能或者说更容易一事无成。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老话可以作多种解释。父亲热爱写作，一生都在伏案书写。父亲不自信，尤其是在写作方面，受他的影响，我也很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或许只是清醒，建立在写作是高风险行业的基础之上。高风险不仅意味着zz上容易出错，经济上可能受窘，更大的可能是会成为一名空头文学家。空头文学家不仅浪费自己的生命，还会浪费别人的宝贵时光。当我读到一些很坏很无聊的文章时，就想父亲如果还在，一定会非常愤怒地加以指责。父亲生前，我们常为阅读到的文字没完没了地议论。父亲总是一针见血，非常明确地表明什么好什么不好。他觉得一个人要么别写，要写就一定要写好。
父亲对我的不希望，远比希望更重要，更有用处。父亲不希望我成为空头文学家，不希望我为当作家而硬着头皮当作家。我所要努力的方向只是不要让父亲的不希望变成事实。
父亲喜欢书，却不看儿子的小说
去医院参加例行体检，遇到很多熟人。他们纷纷向我祝贺，说我女儿的一篇作文人选了中学语文读本。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只是标题比较隆重，又配了照片，熟人见了忍不住要议论。我忽然想起自己的文章刚发表时的情景：一方面，父亲好像很不当回事；一方面，父亲又暗暗得意。他当时的心情正好与我现在完全一样。
父亲过世已多年，我现在住5楼，闲时喜欢看楼下的樟树，那是刚搬进来时种的，也不过几年功夫，郁郁葱葱地很像回事。古人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从树想到人，我不由黯然泪下。在父亲去世后的10年里，正是我写作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所谓个人最出成绩的日子。父亲喜欢书，书架上有一层是专门用来放自家人的书的。父亲过世时，我正式出版的书只有二三本，当时出书很困难，但是父亲已很得意。现在一层都放不下了，如果他还健在，真不知会如何高兴。
言传身教看来真是很厉害。我发现自己现在与当年的父亲相比，在唠叨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无数次地提醒女儿，说我们并不想沾光，可是不知不觉就可能沾了光，因此保持一份清醒非常必要。父亲生前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我发表小说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这家伙近水楼台，开后门太方便。“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说是这么说，真正操作起来，其实有很多难度。
我如今要说父亲对我在文学方面的要求，要比对别人更严。相信的人有，怀疑的人也会有，因为人们通常更愿意从“人之常情”角度去思考问题。父子关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没必要做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我想说的只是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真把事情做好。事实胜于雄辩，我曾经很努力地想用实战成绩来证明自己，而这种证明才是对父亲教育的一种最好的报答。
我想起自己最初发表的两篇小说，那是20多年前的事。两篇小说写于同一天，上午完成一篇，写完了给父亲看。父亲说，还有点意思，就是卷面太脏，即使巴尔扎克也不过如此，我为你重誊一遍吧。结果父亲帮我一笔一画地抄，于是我在下午风风火火地又写了一篇小说，当时真没想到写小说这么容易。后来小说在同一个月里分别由两家刊物发表了。记得父亲改了几个字，父子还为是不是病句争了一场，我自然是错，然而不服气，狂得莫名其妙。
我似乎有过一段才华横溢的日子，可惜在接下来的5年内，连一篇小说也发表不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根本不看儿子的小说。他知道我还在写，写什么也懒得问。我的小说终于有机会发表，终于有一点影响时，父亲那一阵特别忙，别人对他说，你儿子的小说写得不错，他便对我说，喂，把那什么小说给我看看。看了也就看了，喜欢或不喜欢，满意或不满意，反正是儿子的东西，儿子大了，有些事已经管不了。
回想父亲对我写作的帮助，热情鼓励的少，泼冷水打击的多。可怜天下父母心，热情鼓励是希望子女有出息，泼冷水打击是怕子女走错路。他更多的还是不闻不问。父亲生前常说，学医可以传代，学画也可以传代，惟有这写作传不了代。他告诉我，作家不走自己的路，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他还告诉我，作家的后代不成为作家是正常的，成为作家反而不正常。我想我能有今天，不要说自己想不到，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也不会想到。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发自内心地高兴。
自从父亲过世，每年清明、农历七月十五日、除夕夜，我都要烧些纸钱。父亲生前对所有的迷信活动都不相信，我受他的影响，也从未深信这些，但还是忍不住这么做。很多事是不能忘记的。如果没有父亲，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还是那句话，我能成为作家，既是无心插柳，又是事出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