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病了。这个女人帮了我，她叫汉娜•施密茨，是一名有轨电车售票员。当时我吐了一地，她走过来，掬起一捧清水给我洗脸。我看着脚边的污秽羞愧难当，禁不住哭了。她吃了一惊，紧紧地抱住我。“小家伙”，她这么叫我，轻柔地，混合着她温暖的体温。

我叫米夏，那年夏天，我只有15岁。

病好些时，我买了束鲜花去拜访她。我紧张极了，像背书似的吐出几句感谢的话。汉娜正在熨衣服，动作优雅，她高高的额头、浅蓝色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勾勒出一张美丽的脸庞。我静静地望着她，按捺不住剧烈的心跳。

为了与汉娜见面，我开始逃课，回家时假装迷路。父亲总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你母亲为你担心极了。”我的确是个不怎么样的孩子，长相平平，一团拖把似的头发，成绩不好不坏。但是就像所有在少年时代充满野心的孩子一样，我那时坚信：有朝一日我会从这个憋闷的家里逃走，我会变得英俊潇洒、聪明有为、令人惊叹。

我卖掉了自己珍爱的集邮册，用这笔钱筹划一次旅行。我和汉娜骑着自行车在阳光明媚的田野间飞驰，在绿树成荫的莱茵河谷野餐。汉娜任由我去安排一切，她总是说：“小家伙，你搞出来的错不了。”

一天，汉娜突然想知道我在学校里都读什么书，我漫不经心地讲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她明亮的眼睛里顿时充满了兴奋与好奇。从那天起，朗读成为我们约会时的一项重要内容。汉娜说我声音特别好听，她会嫣然一笑地推开我塞到她手里的书，用鼓励的眼神央求我为她朗读。她完全沉醉在故事中，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愤怒难当，一会儿又出神地微笑。在汉娜身边，我渐渐忘了自己还是个15岁的孩子。我是与她相称的，我是如此骄傲，因为我是只属于她的、最优秀的朗读者。

因为汉娜，读书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很快就补上了生病期间落下的全部功课，老师对我刮目相看，女孩们也都喜欢我与她们相处时的洒脱从容。汉娜带给我这么多的自信，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那一天还是不期而至，汉娜消失了。电车公司本想培训她做司机，她却提出辞职。

我后悔极了，汉娜前一天还来学校找我，当时我正和朋友们在游泳池里打闹。她站在离我二三十米的地方，向我张望。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跑过去的瞬间，汉娜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四处找她，见到书就习惯性地去想，该选哪本读给她才好。但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

2

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那时我在大学学法律，加入了一个审判纳粹集中营罪行的研讨班。一天，我与教授旁听审判，立刻认出她来：挺得笔直的身体，宽阔的肩膀，头高高仰起。认为法官对自己不公正时，她挣扎着反驳，脖颈上肌肉抽动。她的一绺秀发从紧束的发髻里溜出来，在微风里飘动，像针尖般刺痛着我记忆深处早已麻木的感情。

汉娜曾经对我隐瞒的过去，在这几个星期的审讯里被无情揭开。她在二战时加入党卫军，与其他4名被告曾是一所小集中营的女看守。她们面临两项指控，第一项是每月挑选60名妇女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项是在纳粹德国战败前的轰炸之夜，还把几百名女囚关在一个教堂里。炮弹落在教堂尖塔上时，她们本可以把大门打开却没那么做，最终锁在教堂里的人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母女死里逃生，女儿的回忆录成了这项指控的证据。

整个审判过程中，我的心都在痛苦地抽搐着。汉娜一遍遍笨拙地解释这是她惟一的选择———她是看守，这是她的责任。我在心里像其他人一样愤怒地谴责她，为她竟然对自己参与屠杀的行为浑然不觉而感到惊愕。我又竭尽全力想去理解她，因为我曾经爱过汉娜，如果我不去试着理解她，那就等于又一次背叛了她。

审判进入了高潮，另外几名被告为了减轻罪责，一致指认汉娜是女看守中掌权的那个。她们还说汉娜经常挑选年轻女孩，让她们给自己朗读书本，之后再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去。对这种怪癖的恶意渲染显然激怒了所有人，几名被告最后指认，关于教堂大火的报告是由汉娜撰写的。

“没有！我没有写。”

当审判长、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开始讨论是否要验明汉娜的笔迹时，她愈来愈坐立不安，我看到一种深受伤害、绝望而疲惫的眼神。最后，汉娜不再争辩，她黯然低头，“是的，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

那个眼神是多么熟悉啊，那些记忆中残缺不全的片段，在我脑海里迅速拼接。我想起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个礼拜，父母全都出去了，我邀请汉娜到家里。她在父亲书房里待了很久，食指轻轻划过书架上的一排排书籍，出神地望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我告诉她，其中有些书是我父亲写的，她转过身，轻盈地一个回眸，“那么，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的书吗？”

汉娜那时忧郁的眼神就同现在一样，我突然明白，汉娜根本不会读，也不会写！我懂了，她为什么总是让我朗读，为什么拒绝被培养成司机，因为只有当售票员可以掩盖她的缺陷。而她为了保守自己不会读写的秘密，宁愿离我而去。

作为主谋，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我没有去找审判长说明汉娜是文盲的隐情，我不能破坏她竭力守护的这份尊严。

3

我结婚了，汉娜的事我从未对妻子提起，我曾经试着忘记她，可总是无法克制地在新生活里寻找汉娜的气味。女儿５岁时，我们离婚了。我开始重读《奥德赛》，这是我曾为汉娜朗读的第一部作品，我将整本书录下来，把录音带寄给她。我没有在录音时把自己的话插进去，也从不问她的近况。我只是朗读书名、作者和书的内容，然后合上书，静静地待一会儿，最后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我就这样一本本读下去，从来没给汉娜写过信，只是为她朗读，这是我对她说话的一种方式。

第四年时，我收到了监狱里寄来的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看着这孩子般稚嫩的笔迹，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我想象着汉娜一笔一画用力在纸上写着，真想大声喊出来：“她会写字了！她终于会写字了！”

从此以后，我不断地收到汉娜的来信，有时是一句祝福，有时是一句俏皮的评论。有时她还会告诉我监狱里的情况，她写道：“连翘花开了，从窗子往外望，我看到鸟儿怎样聚在一起飞向南方。”我抚摸着那些文字，它们像是出自一位老人的手，只不过，那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写过多少字。

18年后，女监狱长写信告诉我，汉娜因表现良好即将减刑出狱。她希望我去探望汉娜，因为我是这世上惟一与她联系的人。我开始为汉娜寻找住处，尝试给她联系一份工作，但我没有去探监。岁月流逝，我知道我是在逃避。这段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变故，我们再次面对面时，又怎能不浮现在眼前？我有点害怕，一旦我们的距离拉近，我是不是会又一次伤害她。

在汉娜被释放前的一个周末，我还是去了监狱。

汉娜捧着一本书，安静地坐在长椅上，满头白发，蓝色连衣裙包裹着她臃肿衰老的身体。她望着我，充满期待的眼神，“小家伙，你长大啦！”

我握住她满是皱纹的手，记忆的闸门砰然打开，却又如此陌生。我尽力想表现得高兴点儿，谈起出狱后我为她准备的一切，表达对她学会读写的钦佩，可她却一直沉默不语。

“我下个礼拜过来接你，好吗？”

“好！”

我们站起来，互相凝视着，就这样说了声再见。

出狱那天一大早，汉娜上吊死了。我哽咽着跪在她床边，监室墙壁上贴满了风景图片和写满文字的纸条，里面还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照片上有出席中学毕业典礼上的我。狱长说，汉娜一直盼望着我给她写信，盼望着我来看望她。

按照汉娜的遗嘱，我把她积攒的七千马克交给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幸存的女儿，这笔钱最终以汉娜的名义捐给了“犹太人扫盲联盟”。带着该联盟对汉娜的致谢函，我驱车去了墓地。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站在汉娜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