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爱娜完全是被绑到一起去的,绑着我们的那根绳子叫“贫穷”。

剩下最后一个馒头,你让我、我让你;为了熬过没有暖气的寒夜,一人一口地轮流抿一小瓶二锅头取暖;为了让我吃一口热的,她把刚烤好的红薯焐在胸口跑回来;我半夜去敲药店的门,给她买感冒药。穷日子让我俩相依为命,这种务实的爱却让我们都觉得心里很有底。

我开始挣钱的时候,爱娜就不像以前那样勤扒苦做,也不跟着我到处瞎跑了。我们换租了一套两居室带装修的房子,她每天在家洗衣、收拾、烧饭,俨然一个贤内助。我是那种觉得钱够用就好的人,也不觉得她不出去赚钱是什么错。只要吃的时候有肉,睡的时候有床,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香火》,我把攒下的15万元钱全投进去。一边往外扔这些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一边心里很郁闷,我暗暗骂自己:“活该,谁让你喜欢这个。”

最后,《香火》获得东京银座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2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DV数码单元金奖,可除了这两个奖项外我没得到别的东西。积蓄没能拿回来,我相当于用自己的钱,换了两个不能吃不能喝的奖项。

我不死心,寻思着,既然我得奖了,也就应该算是名导了吧,再拍电影,资金应该好弄了吧。起码,我得通过拍电影把那15万元给赚回来。于是,我又拍了《绿草地》。

结果,拍《绿草地》时,资金再次出现问题。我已经没钱了,是爱娜从她父母那儿凑了10万元,再加上制片人的10万元,才凑合着开机。

拍摄第3天,剧组送演员的面包车翻到深沟里,很多人骨折。小城镇上的骨科病房里住满了我们剧组的人,很多人哭了。爱娜坐在病房里,跟着牧民唱蒙古歌谣,声音悠长绵软,穿透人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听着她的歌声,大家都慢慢安静下来。

爱娜和我后来总结,拍这部电影的最大心得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世上无难事。就像你到了一个四壁封死的空房间,以为无路可走,但是,能够想办法开出一扇窗。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地想办法,不断地解决问题。

制片主任走了,就请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副导演离开了,就请当地的教师当副导演。每一个人都发挥了最大的能量。爱娜也没闲着,除了给大家鼓劲儿当心理辅导老师外,她还挑上了编剧的担子。

《绿草地》后来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投进去的钱最终还是没拿回来,又亏了一笔。

后来,我用包单的方式接拍了《疯狂的石头》。制作费是固定的300万元,全剧组所有费用都在里面,有剩下的就是赚的,超支了得自己想办法填上。影片上映后,不管多卖座,导演一分钱也拿不到。

拿到钱后,我先挪出15万元放在一边,这是我要赚的钱,我必须用剩下的285万元把这部戏拍完,多一分钱都不行。我对着镜子发誓:“这次要是再贴钱,我就是孙子。”结果,拍着拍着钱就不够了,我把我的15万元导演费搭进去,还是不够。我又在拍戏的同时去接拍MV,来补贴拍电影短缺的资金。杀青以后,我觉得挺绝望,我这算是干的什么事儿?人家干活是赚钱,凭什么我卖一次力就亏一次钱?我忍不住问爱娜:“我能不能靠电影活下去?”她只说了一句话:“胡思乱想。”

爱娜的坚强让我有些羞愧,也正是她的淡然让我坚持下来。我们搬出了那套装修不错的租住房,又租了一套砖混结构的老房子。老房子的下水管有问题,我们住二楼,一楼的住户家家都外接了排水管,二楼接不了,于是,每次下水道堵塞就从二楼开始。经常是我们回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楼道像个水帘洞,打着伞上楼开门,就看见满屋子到处漂着鞋子和生活用品。

遇上这种情况,爱娜远远地就会让我别回家,去找朋友打发时间。等我在外边儿吃饱喝足后回家,家里已经被她拖得干干净净,而且喷了足量的消毒液,气味很清新。

现在,我依然靠拍MV赚钱,也照样接拍电影。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但仍称不上富足。不过,爱娜一点儿都不着急,她不急,我心里就好受多了。电影让我功成名就,电影让我穷得叮当响,但起码我的后院巩固,爱娜从未因此跟我红脸白牙地闹上一出。虽然我还是很穷,但是,我穷得还剩下一个老婆,这个老婆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