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父亲便决定带我看书。他从家里的老书橱里抽出两本书,一本是红封皮的泰戈尔的《飞鸟集》,一本是黑封皮的孔子的《论语》,然后放进他的公文包里,带到他任教的学校宿舍。两本书,一红一黑,构成了童年的我对文学世界的最初印象。

放学后,吃完饭,回到他的宿舍,因为母亲不在身边,我们只有看书。那个时候,正是一个儿童对任何新奇的事情充满极度好奇的年纪。他让我躺在他身边,自己一手拿书,一手握笔,极其认真地带我读书。那架势,比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不知道认真多少倍。就这样,他读一句,我读一句。每当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他就会停下来,用笔指着那笔画较为复杂的字,在得到我的认可之后,随手在字上画个圈,然后加上拼音,再带我读两遍。起初,我并不在意书上的内容,只在意他所画的圈圈。我总觉得,那些被圈下来的汉字十分可怜,从今以后,再也逃不出我和父亲的“魔掌”。因为下一次读书时,他首先让我回顾那些以圈作牢的汉字。时间长了,我对那些圈中的文字便有了感情,甚至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某个字曾经带着什么颜色的圈。那蓝蓝的圈圈,是父亲备课用的蓝色圆珠笔留下的;那灰灰的圈圈,是父亲随手拿过我文具盒里的铅笔留下的;那红红的圈圈,是父亲批改作业的红色墨水钢笔留下的。

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便能和父亲一起读书了。每一次,他都是用和我一样的语速和语调读书。当我遇到停顿的时候,他就会用笔圈一下。不过,这时的父亲,随手画下的圈圈变得越来越少。不知从哪一天起,父亲那画圈圈的笔,已从他的手里,悄悄转移到了我的手里。这个时候,书,总是他拿着,笔,总是我握着,我们边读边画。遇到不认识的字,总是他负责拼读,我负责标注拼音。

二年级结束,我和书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书,也转到了我的手里。而他,这个时候,只是坐在边上,听我读书,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画圈圈。偶尔,他会接着我的停顿,把接下来的那个字,那个躲在我喉咙里呼之欲出却又迟迟呼不出的汉字,亲切地念出来。

再后来,他就时常坐在离我较远的地方办公,任我默声地看书,却又时时不放心地叮嘱,别忘了用手中的笔圈下不认识的字。而这时候,圈圈已经少得可怜了,因为,那些被我和父亲网罗的汉字,已经在我的体内生根发芽。尽管有时候,我也会感觉良好地闹出许多笑话—— 一个字,只念它的半边或只读它的一个角。而他,会在夸张地笑岔气之后,在我快哭之前,静下心来跟我讲解汉字的结构。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似乎对我所画的圈圈失去了兴趣,只让我在看了一段内容之后,复述一遍看过的内容。他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不时用商量的口气纠正我的误读:这个词里的某个字应当读这个音吧?他这样说话的时候,我总会若有所思地记住他念出的读音,而且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时候,我看书时,绝大部分的汉字已能认出。

因此,当我到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像《童年》《唐吉诃德》这些较难的名著。不知什么缘故,我在看书的时候常常会发笑,有时不仅是因为情节,而是想到一个字被圈了好多遍,甚至好几种颜色,我总会觉得,面前的这些字,仿佛戴着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它们看着我,显出一副吃力的样子,而我看着它们,却无比轻松,我们在这种不对称的对视中,完成了交流。

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到高年级读书时,还有这个习惯,总会随手拿笔把不认识的字、词、公式等圈下来。这时,老师和同学总会不解地问我原因,我只是笑笑,珍藏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秘密。而到读大学和工作后,当我再用这些走进我身体的文字来表情达意时,已难以区分笔下的字与自己情感的区别。而这时,我更多地会想起,在远方戴上老花眼镜的父亲,总会回忆起父亲亲切的读书声,以及父亲带给我的温暖。于是,一种莫名的寂寞便会向我袭来,让我措手不及,让我情不自禁,泪眼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