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格伦·马丁身后做了他生前办不到的事——让我们一家团聚。

父亲83岁寿终,他的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爱戴他,说他慷慨、开朗、幽默、体贴。这些描述,令我大跌眼镜。我还小时,听到关于他的无一不是负面评价。我记忆中的父亲,总是怒气冲冲。如今,在他去世的10年后,再回忆起以前的事,它们似乎与我对他的记忆相左。

我16岁时,父亲把那辆1957年的雪佛兰交给我。在我那个年纪,那是我所能得到的最酷的车了。我三年级时,他送我去学校参加摔跤比赛,我赢得第一,他骄傲无比。一天,我形单影只,一个人待着,他提议去前院玩接球。那次共度时光的提议太不同寻常,我都不大知道该作何反应。

高中毕业时,父亲要给我买一套礼服,我拒绝了,因为父亲从来不送礼物。我当时认为,拒绝是通过一种委婉的方式,表明我是一个好儿子。可现在,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没有拒绝,好让他一偿心愿当个好爸爸。

父亲从事房地产交易,而他实际上一直想跻身演艺圈,对我的演艺相当挑剔。1976年,我第一次在《周六夜现场》亮相之后,他写了一篇恶评,刊登在他主持的一份报纸上。后来,他对我讲起这件事时,隐隐有些愧意,还说报纸登出来后,他的好友闯进他的办公室,将报纸摔在他的桌上。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密友对我说,如果我和父母之间有什么问题需要理清,就得马上行动,不然,就会错过机会。密友的父亲过马路时死于车祸,母亲也在母亲节自杀了。听了他一番话后,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要和父母和好,事实上,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不过,这番话多年以来一直闷在我脑海里。

不久后,我决定试着去了解父母。我尽可能每周六带他们去吃午餐,想办法让他们多跟我交谈。

午餐后,我会例行开车送他们回家,而父亲母亲——这时,已经八十高龄了,会将我送上车。我会亲吻母亲的脸颊,向父亲挥手,笨拙地告别。这成了我们的惯例。可这次,我们拥抱了,他悄悄地说:“我爱你。”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样的表达,在我们之间还是第一次。

随着父亲的病痛加剧,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会提出一些蛮不讲理的要求。例如,叫醒24小时看护,坚持要他们凌晨3时载他去兜风,好像那是他可以放松的唯一方式。

80岁以后,父亲的健康直线下降,常年卧床不起。直觉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到头了,我们聚集在父母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的家里。我走进他们住了35年的房子时,泪眼婆娑的妹妹说:“他要跟大家告别。”

他头脑清醒,可身体无法动弹。他语调轻快,说:“我准备好了。”我明白在这最后的几年里,他那日益暴躁的脾气是在跟死亡作斗争,而现在他的斗志渐渐消亡。我俩彼此久久凝视着对方。最后,他说:“我想做的事你都做成了。”

我说出了真相:“我是为了你。”

要是回到以前,我敢肯定我俩会对我这句话产生不同的理解。

我坐在床边,又一阵沉默袭来。

然后,他说:“我要是能哭出来就好了。”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说他的身体状况。

他却说:“为了我得到的爱和无法偿还的爱。”他一生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个关爱亲人的渴望,从没对我和母亲说过。我们之间仿佛横着一道鸿沟,令我们的道路没有交叉点。而现在,在他临终前的两天里,我们又站到一条线上开始沟通了。

父亲的死影响深远,我不断地吸取着他的死所传达的信息和意义。他将死亡从那恐怖的病态中剥离开,使之变得触手可及、激情洋溢。在某种程度上,他帮我为我自己的死亡做好了准备。他为我指出了生者对弥留之际的人的责任。而妹妹梅琳达却道出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涵义,她说,她从中学到了很多。

我问她学到了什么,她说:“人人都应该有人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