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

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22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终于到了我的家乡，苏南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

能拖就拖呗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得越多。”我妈妈说。这是她听来的经验。拖着不签字，几乎是农民们唯一的筹码。

他们盘算着，村里人一户一户磨下来，很需要些时日。尽管拆迁告示贴出来，动员人们在当月25日之前签完字搬家走人，但老两口坚信，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我爸爸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两口神色惊慌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爸妈从睡梦里被电话惊醒。我爸爸一边帮堂叔想对策，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得气都喘不上来，而我向来胆小的妈妈在一旁听见自己的心脏“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

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

我们村里如今面临拆迁的，大多是那些建于1980～1990年的两层半或三层的小楼。

我家的小楼建于1988年。在房子刚建好那阵儿，我爸妈曾经盘算过未来。我妈妈一项一项列算了各项开支和收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咱们再攒个200块，就能防一防荒年，养养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满地说，“明年还会有进账呢。”

所以，想想那个我爸妈认定手头存个200块就能养老防荒年的年头，再想想之前辛苦一天只能挣上几个工分的年代，以及稍后两毛钱可以吃上一顿红烧肉和再稍后一毛钱可以享受一支红豆冰棍的年份，你就知道，当我爸爸听说拆迁要来，我们的旧房子可以“变卖”几十万时，他是多么兴奋，两眼放光。

“公家”来了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其实村里人早就对土地失去了亲近感。

从我记事起，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为荣。因为长得漂亮能够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区也好的姑娘，出去当兵转业到了城镇的，考上了大学从此跳了“龙门”的……每个走出村子、可以永远脱离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满了全村女人和男人们艳羡到红了眼的目光。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视作命根的土地，就这样变得轻贱了，像鸡肋，他们只有耕种的义务和权利，却无法享受更多的价值。他们都不能像祖辈那样，将田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更别提直接变卖给开发商，或自己盖上房子去售卖了。

他们几乎没有别的机会，只有等着“公家”来征收。

现在“公家”来了。

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

从稍早一批拆迁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听到，房屋各项补偿零零总总算下来，能折合到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于是他不知来来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账：我家老房子总共500多平方米，能补60多万元。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着说：“够我们老夫妻养老啦，不用再当你们的累赘啦。”

结果等到拆迁告示发下来，我爸妈有点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标准，我家只能补偿20多万，为了鼓励人们当月25日之前签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开出的奖励，哪家迁得早，得的奖励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奖励，也就是说最配合政府工作，马上签字搬走，也只不过再多得10多万。

我妈妈叫道：“怎么付安置房的钱都不够啦，还要倒贴?”

我爸爸也嚷了起来：这肯定是胡来，没按照政府的拆迁文件办。“回去谈得拢还好，把我逼急了的话就去告他们违规!”这个老党员气哼哼地说。

可是当我从网上找来所谓的拆迁安置文件，细细看下来，发现按照这份几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价值”更少，也就10多万元吧。

当我把账算完，我爸爸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半晌说不出话，只在那儿摇头叹气。

从那时起，爸妈开始不安了。我妈妈还是会说：“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但明显没有底气了。

其实在我爸妈决定回家谈判时，就已经调低了心理预期，从原来的60多万，调成了40多万。“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自我安慰般地说。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当“钉子户”。

没用上的“筹码”

其实我爸妈是带着一点“筹码”回去的。

我爸爸渐渐意识到，拖延——这个他们原先惟一拥有的谈判手段看来是不堪一击的。他想到了我的录音笔。我帮他将录音笔连上电话，教他怎么使用这种他此前碰都没碰过的数码玩意儿。然后在接听拆迁办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他就摁下录音按钮。

他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不能让他们在电话中“骗”回去了，得留下凭证。但是在他第二次使用的时候，竟有了意外收获。

那位工作人员在游说的过程中，提到他们派人殴打成村那位村民的事情。“该打!”工作人员义正词严地说，“他自己不签也就算了，还去动员别人也不要签，做反动工作!”

我爸爸如获至宝，要我一定好好保存这段录音。他盘算着，回去谈判，真到万不得已，就将这段录音放给对方听。

就这样，他们挤上了南归的火车。第二天一下火车到家，就置了一桌酒席，备了两条烟，请拆迁办的人边吃边谈。

这段录音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5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第二天，他们轻松地跟我报告说，已谈下补偿款40多万。正是他们的心理价位。虽然老两口算了算，拿这40多万支付掉两套安置房的钱和装修费用，就几乎不剩多少，但比起先前到底涨了lO多万，算是满意了。

其实如果他们当场放出那段录音，我相信能要得更多。但我爸妈坚决放弃了，因为不想害那位工作人员就此砸了饭碗，这样“不厚道”。

“人不要太贪心，”我妈妈说，“人家也不容易。”为此我爸爸还在电话里嘱咐我把保存的录音删了吧。

别了，土地

村里人基本上各自在签完字的第二天就忙着搬家了。他们把先人的遗照从墙上摘下来，把家件拉走，然后各奔东西。

我爸爸回去的时候，特意带上了我的数码相机，他要把老房子拍下来留作纪念。

人们好像很少留恋这个村庄了。这些做了几十年邻居、妯娌、兄弟的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积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恩怨、矛盾、是非和闲言碎语；拆迁到来的时候，为了争夺父母的补偿，有些人兄弟反目，姐妹揪打。“其实人人心里都盼着赶紧散了吧。”这是我妈妈的观察。

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就像大地震过后一样。”我爸爸说。

村子的搬迁是如此彻底，就连我那个最初来这里扎根繁衍的曾曾祖父，也在搬迁之列。人们把他的骨灰放进镇上的陵园里，在那些数不清的一格一格的牌位间里，占据上一格，永远地告别了土地。

他和我的曾曾祖母曾经紧挨着村边那条河流安息，现在那里将会被围起来，成为一个公园。我们的村子身下，则筑起一条宽阔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不远处那条从千里之外绵延而来的高速铁路上，就会有列车像风一般地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