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14岁一天砸4吨石头

我出生于1970年大年初一晚上，父母是江苏的农民，我的到来使婚后8年未育的父母欣喜若狂，父亲给我起名“美萍”。也许就因了这个“萍”字，我的人生从此与漂泊有关。3年后，我又有了个妹妹。

然而，猝不及防的灾难的来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1978年的7月18日，父亲因患皮肤病去江滨医院治疗，不幸被护士打错针，未及留下一言便冤死病床，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掩埋在屋后的荒地里，看着隔离我与父亲的土堆，心想，从此，我得靠自己了吧。

那时，常有个无恶不作的地痞上门骚扰母亲，母亲不得已带着我和妹妹一路漂泊。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一种叫希望的东西，陪伴我这一路犹如一叶飘零的行程。后来，我们在安徽芜湖马塘乡停住了脚步，母亲嫁给了乡里石矿上的采石工人，那年我12岁。

继父靠在山上开山采石来维持一家四口的肚子。小学五年级毕业后，我考上了芜湖市重点中学二十五中，是全村数十年来惟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去城里读书，可是要花钱的，继父焦头烂额，母亲长吁短叹。8月底的一天，母亲和继父又为我和妹妹的学费问题吵了个天翻地覆，继父朝母亲吼着：“我真后悔娶了你，两个“拖油瓶”拖死我了……”我和美华瑟缩在房间的一角，像两只惊惶不已的小老鼠。听着继父的吼骂，我心如死灰，不读书了!上山砸石头卖钱让妹妹读!

晚上，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家门口的河边，将录取通知书放在水面，第二天，我成了山上最小的采石女。那年我还不满14岁。

我砸的是“碗口石”，就是碗口那么大的石头。八毛一吨。我每天抡着10磅的大铁锤不停地砸，如果放炮炸下的石头多，一天可砸4吨左右，每天就可以得到3块钱的收入，钱一半给妹妹上学，一半补贴家用。一天一天，漫长而艰辛，五年过去了，我人生的花季就是在砸石头的叮当声中度过。为了多砸石头，我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上山去和人家抢石头，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我就像那只辛苦的精卫，一块一块地衔着石头，惟一不同的是，它是填恨海，而我是填生活。

说实话，那时我并不觉得有多么苦，因为，我们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有一木箱的书籍，见我爱读书，他便借了很多中外名著和各种杂志给我读，这些书丰富了我枯燥繁重的砸石时光。对我来说，瘦小的我，等收工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地看书，然后在睡前写日记，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17岁那年元旦前夕，我在山上出了车祸，一辆飞驰的拖拉机从我身上压了过去，我的右脚粉碎性骨折，身上多处受伤。继父和姑妈轮流用板车拉我去十多里外的医院治伤，那时看得最多的是天上的白云和继父佝偻的脊背。我在无望的期望中一次次泪眼迷蒙。

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本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书——《邓肯自传》，使卧床不起的我，开始思考我的生命意义，并体会到一个人的力量，将会是多么巨大。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站起来，去寻找我的希望。过了半年，我的脚竟然复元了，除了疤痕，什么后遗症也没留下。

1989年夏天来临，面对生病的母亲，需要钱读书的妹妹，还有一贫如洗的家，我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出门打工去!父母坚决反对，他们宁愿一家人守在一起受苦，也不愿看到我一人在外受苦，而且，80年代末的打工族远没有现在普遍，出门打工似乎是一种不安分的反叛表现。但我去意已决。

永远记得1989年8月26日的下午，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在哭着，她的背后是即将远行的我，就在那天，19岁的我背着14本日记随着在上海宝钢工作的一个老乡大川哥，踏上了打工之旅，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次漂泊。

上海：我终于成为一个白领

我到上海后谋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个体餐馆当服务员，每月80元工资，80元呀!并且不用风吹日晒。第一个月我就给家里寄去70元，剩下10元买书和日用品。带我到上海来的大川哥对我很关照，情窦初开的少女恋爱了。在半夜里，我会快活地突然醒来，想着我已经不是一天要砸4吨重石头的小女孩了，我是繁华上海打工妹，是有人爱的，我就干劲十足。那些日子，在小餐馆里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然后，就可以见到我的恋人。我以为这就是幸福。不久，我发现餐馆老板把馊了的面条和发臭的鸡头变着法子卖给民工吃。这样黑着良心赚钱，我看不下去，阻止不了，就炒了老板“鱿鱼”，我绝不能在这样的人手下干活。辞职后，遇到某时装公司正在招工。我想，学一门手艺总比帮人洗碗有出息。刚到时装公司，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没少挨师傅的责骂，上班的第七天，师傅让我缝一件小短裤，我把前后裆缝错了，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

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心里有个执着的声音在轰鸣：“总有一天，我可以做师傅的师傅!”高速平缝车不太好掌握，就在心神不定间，飞快缝纫的针扎进我的左手食指，针头断在指甲里，血滴在了布片上，师傅大喊：“侬眼睛瞎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倾泻而出。可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之后，我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疼痛在继续，信念也在继续。

我常常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回来后还要读一些书，写点东西，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休息。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而无助的打工夜晚。

在那段背井离乡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恐惧和劳累都经历过。那时我租着一间农家的厨房，每月15元租金。下雨漏雨，刮风掉灰，有一次夜间回家还差点踩到盘缩在门后的一条小蛇。

有一天，我的一首处女作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平生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摊水印。

从1994年开始，我开始陆续在《上海小说》、《现代家庭》、《上海故事》、《新民晚报》、《劳动报》等报刊上发表故事、小说。1994年夏天，《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没想到，我的那篇《花娇》最后竟获得一等奖。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那天，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的主持人和晶小姐在现场采访了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很坦然地说。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继而为我热烈鼓掌。

与此同时，我也从对服装一窍不通的外来妹从组长提升为公司里的技术员，打工3年后的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当初骂我的师傅也要听我的指示来生产，我成了300多人的时装公司里惟一的白领，一个既能写很多文章见报，又能在服装设计上独当一面的白领。

生活开始在我眼前显现它美丽又浪漫的一面，我有了成功的喜悦，也收获了一桩婚姻。和大川结婚后，我第一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家。

1997年，我辞职，去了上海一家广告公司。1998年年初，一家知名杂志社面向全国招聘编辑记者。我既没有启事上要求的大学文化以上学历，也没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有一腔希望。我将自己发表过的所有作品复印后邮寄给了杂志社招聘办公室，半个月后，我终于等来了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的电话，问我的简历。我实实在在地说：“我真正的学历只读到小学。”

几天后，我又接到杂志社总编室打来的电话：“4月14日前来本社面试。”仿佛听到花开的声音，我的心快乐得真想大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