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和森大学毕业,我不甘心与他回我们故乡的小城,做一个平庸的文员或是小报编辑。森极力挽留,最终还是没能用他想象中的安稳妥帖的小城生活,将我说服。舍不得与我分手,他便唯有与我一起去北京,寻找我梦想中的位置。

安顿下的第二天,便有一家报社同意与我们面谈。欣喜若狂中,竟忘了问清楚,究竟要怎样才能到达报社所在的大楼。怕报社那边敏感,这样一桩小事都想不周到的人,还想当什么记者,只好飞快地买了一张地图,在风沙肆虐的街头,两个人头抵着头,慌慌地寻那个与我们的希望相连的地址。不曾想,地图上竟是没有标明应坐哪路车,才能最终到达那儿。我是个急性子,看着时间匆匆地溜走,离约定的时间不到半小时,竟哭了出来。森耐心地哄我,又拦住几个路人问,他们却是连连摇头,说不知道。好不容易等到似乎在锻炼的一个本地人,从马路对面经过,我们很高声地向他打招呼,请求他停一下,那人却是在我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声里,漠漠然地看我们一眼,停也没停地走过去了。

许多漂亮又气派的车,风一样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扬起的灰尘,迷了我已是红肿的眼睛,让我连不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米黄色大楼上,挂着的广告牌都看不清楚。森忍不住,没经过我允许,便打那家报社的电话,想问个明白。我知道他是个说话不怎么流利的人,只好在他按键前,自己夺过来打。风愈加地大,手机的信号,在明显失了热情的编辑再一次将到达方式告诉我时,竟是突然很不清晰起来。我断断续续地只听见“5路车”、“步行10分钟”几个字,鼓足勇气想再问一遍时,那边却是已啪地挂断了。不知道5路车从哪儿坐,只好拼命地挥手拦出租车。最后,一个大胡子的司机终于漫不经心地将车停下来,载我们去那希望的所在。十几分钟后,车停下来,原来那座米黄色的大楼,就是我们苦苦寻找且只需步行10分钟便可以到达的报社地址。知道被这个一脸冷漠的司机骗了,却是来不及像平时那样讨回公道,便付了钱,慌乱不安地坐上电梯,在12楼的一个办公室前停下来。匆匆地瞥了一眼手表,时间,早已过了5分钟了。

那个编辑轻描淡写地看完我们的材料,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先试做一个月,从最低的“马路记者”开始干起。干不下去,随时可以另谋高位。原本准备好的一番陈词,在他的“今天到此为止”的逐客令里,终于没有了丝毫说出来的必要。转身出门的时候,一直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的编辑,却是站起身来,走到我们面前,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北京的,如果在繁华喧嚣的大道上总是迷路,不如在寂寞却安静的小路上,踏实安稳地一步步走……已是风停,我和森在一个街头,捧了大大的地瓜,慢慢地啃,直吃得胃不再空虚,心里那个一路狂奔的信念,住了脚,一脸温柔地朝我们回望。我们一步步爬上一座数不清有多少层的大楼,从窗户里往下看,见那蛛网一样的路,密密麻麻地在这个我一直觊觎着的城市里,那么高傲地向四面伸展,车和人在它的上面,原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飞虫或是蚂蚁。

我的苦苦支撑着的梦想,终于在这样的一天里,彻底破灭。我趴在森的肩头,却没有流一滴泪,祭奠这灰飞烟灭的希望。因为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小而安静的城市,可以让我和森,及我们只能用柴米油盐滋养着的平凡爱情,永远不会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