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9日，很多新人结婚，很多喜事发生。也是在这天，生于1988年的仲培妹妹走了。

我是9月11日得知的消息。

当天吃完早饭回家。在电梯里接到同在媒体工作的同学的电话，然后电梯在11楼开了又合、合了又开，直到我错愕地走出，恍惚地打开家门，呆呆地静默。好长时间之后，才想起来，我该打个电话给她家人，至少我还要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第一次见到仲培，她是受访者，我是采访者，因为她的一个要捕出眼角膜的决定。在一年之前，她被查出患鼻咽癌晚期。

第一次见面，她喊我顾记者，得知我们的大学同在武汉后，亲近了许多，从第二次联络开始，我成了她口中的顾姐。

她是个弃儿，养父母年事已高，母亲78岁，父亲67岁。在呼和浩特的医院里，自始至终我没有见过她家人，只是她一个人，安静地对抗着巨大的阴影，从诊断到医治。干脆利落地处理一切。

直到后来，身体确实不行了，需要轮椅辅助出行，电视台的记者才帮她联系了义工。

她常常冷静地跟我说：“癌症已经骨转移了……”“今天做了放疗，副作用很大，吃不了饭……”“我开始打杜冷丁了……”“我想出院，不治了，给爸爸妈妈留点钱……”或者还为自己操着这样的心：“能帮我联系武汉的学校吗?问问报销的保险费什么时候下来……”

如果没病，她是一名在读大学生，2007年入学，该是上大二的时节。她没有钱，父母也没什么劳动能力，家里只有两间被当地村民们评议为风水不太好的土房子。

与她接触的9个月里，温度低的季节她穿一套红色的秋衣秋裤，温度高的季节穿一套绿色的睡衣睡裤。有时候我会带上笔记本电脑去看她，放放电视剧、电影，她偶尔也感慨：“等我出院了，也买个电脑。”

她治病的钱主要是来自社会捐助。但即便人们不停地去医院看她，给她留下一些钱，或远在深圳的未曾谋面的“周哥”，一万两万地给她寄治疗费用，她还是患得患失，总说要给爸爸妈妈留下点什么。

或许是出于自尊，她总不好意思安然地接受所有。我想把自己的mp3留给她解闷，她倔强地说：“我有。”然后拿出一个破旧不堪、断了一只耳机的物件给我看。

她并不总是那么坚强。毕竟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

有一次夜里11点，手机突然响起，她打来电话，带着哭腔，“顾姐，我好疼啊……”

我安慰她，把以往所有真实的痛苦或编造的坎坷说给她听，好让她觉得这世界上倒霉的不止她一个，连唯心主义的宿命论都牵强地搬出来。好在止住了小姑娘的泪，放下电话，半个小时已过去，神经放松后。眼泪落下来。

她太孤独。想起第二次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已经熟络了一些，她便撒娇地让顾姐抱抱她，骨瘦如柴!她先前的照片里，是个足有120斤重的胖姑娘。从出生到21岁患病。她没有任何撒娇的余地和被强烈关注、关心的经历。所以，她会在电话里埋怨：不想总是一个人面对，哪怕是多一个人帮她撑一撑也是温暖的。虽然有义工，有爱心人士，但终究不如血亲的关怀来得让她心安理得。

得知她已去世的消息，我想到的唯一能联系到她家人的方式便是她的手机。再次拨通号码，以往清脆的声音已不再。她的一个妹妹接的电话，浓重的方言，我只听清了她是中午12点多走的。原来是做眼角膜移植报道的同事告知我她走时的详情。

9月8日她自作主张出了院，一天1000多元的医药花销让她不舍，年近古稀的爸爸亲自把女儿接回家。

9月9日，电视台的记者去看她，她临走前半小时说了许多话，说了许多别人的好。还交代了许多。

她爸爸说，那是病重之后她话说得最多的一次。末了，安静的一句“我完了，该睡觉了……”气若游丝，慢慢走远。那边，她高龄的妈妈还张罗着要换一件好看的衣服，因为记者来了，要上电视。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瘦弱矮小的身材，探不到床里的女儿，男记者把老人抱起来放到女儿身边，然后放肆地哭开来。

当天，按照仲培的遗愿，她的一块眼角膜被移植给深圳一位38岁的女士。11日，家乡内蒙古一个5岁的小女孩接受了她的另一块眼角膜。想来想去，同事给当天的报道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一只眼望家乡，一只眼望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