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最讲究吃，上海人最讲究吃大闸蟹。在北方当成宝贝似的海蟹，是上不了上海人家的台面的。上海人讲究的，是吃河螃蟹，尤其是那美味绝口的大闸蟹。老上海，在店里一坐，一碟浸了姜末的镇江老醋，一壶煮开的绍兴黄酒，接着是一只或是两只红橙橙的大闸蟹。老上海们慢条斯理地戴上花镜，两袖往上一捋，这才下手开吃。吃大闸蟹不用刀又筷子，工具就在蟹的身上。吃大闸蟹是有程序的：揭开腹盖，放走热气，拧下一只螯，再用这只螯拨去蟹的边毛和内脏，拿螯尖挑出蟹黄，蘸上老醋，再用蟹螯一丝一丝地挑出蟹白，再蘸老醋，再挑出螯爪的肉，再蘸老醋。吃过之后，蟹脚蟹爪等废弃物，一不能咬碎，二不能乱扔，要全部规规矩矩地再塞回到壳里去。看上去，桌子上摆着的还是一只蟹。吃完蟹的老者还会闭目片刻，拿绢头揩揩髭，再甩开折扇，这才背手踱去，透着一股满足感。看了人家的吃，才真正心服口服。吃可真的是一种文化哟!

我属于生下来就注定要挨饿的那一伙。我的出生，就是妈妈又一个关于吃的问题的产生。她想的不是让我上大学与写诗，她的生活是那么的朴实，她的思想中的大部分就是让我吃，吃多也吃好。可是，困难年代，我当然总也吃不饱。饿的时候，我便一次一次地发誓，等我长大了，等有钱了，买多多的好吃的东西，让妈妈吃个够。

虽然后来我参加工作，走得很远很远：可是妈妈这一生却从来没有走出过东北老家。她买了一本地图，只要是我去过的城市和小镇，走到哪里，她就画到哪里，并盯着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

没离过东北，妈妈自然没有吃过大闸蟹，连见都没有见过。若不是七十大寿，她连海蟹都没吃过。当我在浦江边吃那上海人常吃的大闸蟹时，我又一次发了誓言：带回去，让妈妈也吃。可上海人说，这蟹是带不回去的，路上要死的。上海有句俗语叫“死蟹一只”，意思是本来很好的东西，一下子就完蛋了，一钱不值了。的确，价格惊人的大闸蟹，只要一死，拾垃圾的小赤佬也不要窥一眼。可是，我总是想让妈妈知道世界上有大闸蟹的味道，想弄几个大闸蟹给妈妈吃。

现在可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了。一次在东北，在朋友家，吃着了大闸蟹。回家我冲妈妈说：“妈，等着，给你吃大闸蟹!”说这话时，我有些醉。

“贵吧?一定贵。不吃，不吃，我可不吃。吃不惯，吃不惯。”她一直摆手。看都没看过就说吃不惯，这就是我的妈妈。不行，我一定要让她吃，让妈妈吃大闸蟹。

我上大市场时，也看过，也问过，但是，并没有人卖大闸蟹。渐渐地淡了，渐渐地忘了大闸蟹。

一天遇上同路回家的王婶，她说：“你是好孩子，知道给你妈买大螃蟹。”我心里一惊，自己早已忘记了大闸蟹——王婶听错或者是妈妈听错的“大螃蟹”。

一天，何叔也说了：“给你妈，买了上海来的大螃蟹!”

一天，许师傅也说：“你妈有福，吃上了上海的大螃蟹。”

我说过，给妈妈买大闸蟹，可是，自己却已经忘记了。其实，妈妈自己说“不吃不吃”时，她已经将这事记在了心里。一定是她，等不得看到、等不得吃到，就到处讲起儿子为她买了上海的“大螃蟹”。那是想像得出的场面：她甜甜地描述着还没有见过的儿子“买”来的大闸蟹，几个大娘大婶围着，心中有了各种各样的滋味。至此，我明白了，当母亲的，要的并非是营养与美味，也不是要许多钱才能买到的珍奇东西，她需要拥有的是有人孝敬这样一种荣誉，她需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她享有了这种荣誉。说来说去，她真正想要的，是让别人知道儿子的出息与孝心。作为母亲，这才是她最大的愉快。

终于有一天，我弄到了正宗的上海大闸蟹。清水煮了，拣只肥的大的，挑出蟹黄推给妈妈吃。“贵吧，一定贵，不吃，不吃，吃不惯，你们吃。”她只用筷头粘了一点点儿，放在嘴里抿了一下，就推到了孙子的旁边。

就是到现在，妈妈还是没能吃上大闸蟹，虽然她早就在邻居中宣扬得淋漓尽致，虽然她的大闸蟹已经让邻居们啧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