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的1978年，也就是我们系68岁的时候，我是刚入学的一个新生。当时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转眼三十多年过去，有4个同学已经去世，还有十几个同学已经退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年8月份，我们班最漂亮的一个女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的班主任是程郁缀老师，程老师想把在北京所有的同学聚在一起吃饭。非常遗憾，当时我在河南的村里，没有参加聚会。过后我想，不参加也好，对女同学的记忆我宁愿保持在32年前。

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许多老先生，像王力先生、王瑶先生、游国恩先生、吴组缃先生，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袁行霈老师、谢晃老师等。

我听过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他镶了一颗牙，喜欢抽中华烟。他曾比较自己跟老合先生的区别。他说，老舍先生1949年之后一直受宠，而我一辈子没有受过宠，另外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人格，老合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当一个人突然不受宠的时候，他跳了太平湖。他跳太平湖的时候，我每天在北大打扫厕所，我是北大打扫厕所最干净的人。

孙玉石老师是世界上最懂鲁迅的人之一，他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写出了小二黑、李有财；鲁迅先生是从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村，所以写出了阿q和祥林嫂。

严家炎先生讲课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懂林冲的人之一。他说你们知道有逼上梁山，你们可知道还有“逼下梁山”，他就是林冲。上了梁山之后，王伦又想给他逼下去。林冲一辈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当老婆，这是把他逼上梁山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错误是因为他的杀人手艺比王伦好，他是80万禁军教头，所以王伦要把他逼下梁山。

谢冕老师一给我们上课就哆嗦。哆嗦并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因为这个课，是因为诗。谢冕先生有一半时间并不生活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他说：“一片叶子，掉到了南中国的海里。”浑身哆嗦，他使我知道了叶子、南中国海和诗的关系。

袁行霈先生的板书非常好，他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学们，哭几回才能把青衫给哭湿?不是衣袖湿，不是手绢湿，是青衫湿。这时候袁先生眼中充满了泪光。

他们不愧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

我当时住在32楼406房，我宿合的老大已经去世了，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系的百年纪念，愿他在天的灵魂安息。老二是山东人，没到我们中文系之前是个木匠，当时他睡上铺。我们一个宿舍住6个人、3张床，他不愿意睡上铺，就自己动手打了一张床，搁在宿舍里惟一空闲的地方。我们5个人对老二都有意见，但是我们的确是鲁迅先生笔下描写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向老二提一声意见，从来没有过。学校百年庆典的时候我又碰到了我的二哥，我问了他一句，我说二哥，你四年之中下铺睡得怎么样，他理直气壮地说很好。我们宿合的老三现在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是他给我上了我进北大的第一课。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午10点钟在听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谢冕老师、袁行霈老师课的时候，北大女同学的嘴里还得嚼着什么，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会出现的情况。

我有悖于老师的教诲，但是我想说，虽然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是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对他的路能否走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系从老师到同学每天思考的不是相同的问题，而是不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