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的第一周，如果要用形容词来描述，那么，一定是“疯狂”。

周一周二周三，免疫学病理学解剖学。 我的书架上，以惊人的速度堆满了教科书、科学文献、讲义、人体图解和习题册。看着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习题和查不完的资料，能做的，只有长叹一声，认命了。

“精神科医生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什么也做不了； 内科医生什么都知道但是什么也做不了；外科医生什么都能做可是什么也不知道；病理学医生什么都知道而且什么都能做，只不过晚了一天（指的是验尸)。”Dr. Mitchell教授以他独特的小幽默开始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节病理课，然后，他以一句“每个人都要写一份正式的验尸报告”瞬间就把大家的笑容转为一脸的难以置信：验尸？弄错了吧？我们不是医学院第一年的学生么？

接下来的事情：分组，发呼叫器，医院停尸间地图，验尸注意事项，验尸的图片……

Dr. Mitchell 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有多忙多累，验尸官不等人，接到传呼后，只要你还活着，30分钟内赶到指定医院。哪怕你在查尔斯河对面的麻省理工上课，也要飞速跑过来。”

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已经迷迷糊糊地被带到解剖室。这是一种非常极端且诡异的情景。在药物中浸泡过久的已经僵硬的遗体，房间里弥漫着穿透力极强的福尔马林的味道……虽然多少次设想初次上解剖课的心情，但当一切突然间赤裸裸地发生，我仍然有种措手不及的慌乱。外面阳光明媚天气正好，可是解剖室中的气氛，还是无法避免地让我全身发冷。

换好衣服，第一次拿起手术刀，不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手无法控制地颤抖着，几乎握不住小小的手术刀。心脏在胸腔里跳得那么急，使得血液毫不留情地撞击着血管。我突然有种想落荒而逃的冲动，虽然我的理智顽强地挣扎着制约着我的软弱。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揭开遗体身上的毛巾，当已逝的病人充满各种手术后遗留的疤痕的身体完全展示在我面前的时候，害怕的感觉，竟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一瞬间产生的强烈的感受。

颤抖奇迹般的停止了，这种感觉，仿佛站在窗边，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冷静的自己，把锋利的手术刀稳稳地握在手里。有人说过，每一位上过人体解剖课操过刀的医学生，都会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把手术刀切进皮肤的瞬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记住的不是画面，而是对自己的一个新的情感的认知——尊重，为了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我们的逝者；怜悯，为了逝者生前受到的种种苦楚；感恩，为了逝者的崇高的遗愿：让我们可以受到更好的训练，成为更好的医生，帮助更多的人。

6个小时高度集中精神，6个小时站立在解剖台边，6个小时的福尔马林, 6个小时的强烈无影灯灯光……我似乎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随着遗体上的真皮层和脂肪层渐渐被剥离，漂亮平滑的肌理线条、复杂密布的神经系统和交叠有致的血管淋巴逐渐显露出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感叹，一切，真的是奇妙至极了。

当我走出解剖室，从头到脚，都是福尔马林的味道，浑身像是经历过一场大战，几乎要散架了。我想，很多年以后，哪怕我所有的记忆都被书本上的知识挤出大脑，我还是会记得这一天，我的first 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