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父亲被查出晚期直肠癌，住进医院。接到病危通知书后，我不知道父亲还有没有机会回家。
在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伸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手,将一把钥匙放到我手心说:“儿呀,有样东西我本想亲手交给你,可现在只能让你自己回家拿了。”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已经一贫如洗,父亲还能给我什么?
后来，父亲已无法进食，也说不出话，手上的血管再也打不进液体。那天，他“嗯呀”地从喉咙里挤出一丝声音，我凑近细听，听出是“钥匙”两个字。父亲的脸憋得通红，我这才想起他给我的那把小钥匙。父亲睁大空洞的双眼盯着我，张了张嘴，嘴角抽了抽，头一歪，便没了气。
白床单覆盖了父亲的脸，我双腿发软，跪倒在他面前，心脏像被剐成了一片片。父亲走了，我仿佛成了一截无根之木，轻飘飘的，全身虚空。办完丧事，我用那把钥匙打开了父亲的抽屉。抽屉里有个发黄的小木盒，里面放着18个红包。
最旧的那个红包已变成猪肝色,封皮上有两行模糊的蝇头小字,我认出是父亲的笔迹：儿子,从现在开始,爸爸每年会将从单位领到的新年红包,连同吉祥如意留给你!落款是“1990年正月初八”。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天。抚摸着发黄的字迹，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父亲嘴角含笑，正虔诚地为新生的我写下期许和祝福。
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是做饭。每次他炒的菜被我一扫而光时，他便会摸着我的头“嘿嘿”憨笑。虽然父母都是普通职工，收入不高，但日子过得平静幸福。
20世纪90年代末，父亲的单位开始走下坡路。拖了两年，后来连工资也开不了，父亲只好去拉保险。他穿着极不合身的旧西装，提着又大又沉的业务包，脸上堆满刻板的笑。他结结巴巴跟客户解释保险，紧张得打颤，不停地用手抹脑门上的汗珠。
我抚摸着两个薄薄的、封皮印着保险广告的红包，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再不会躲在角落里嘲笑父亲蹩脚的推销。我要大方地走过去，为他拎拎包捶捶背。
父亲早出晚归，还是拉不到多少业务。春节后，父亲耷拉着脑袋到处找工作。小小县城里活难找，父亲只好去学开车，后来总算在公交公司当了司机。
最后一个红包，是2008年的，装着125元钱。那时，父亲刚动完手术，生命朝不保夕，时时需要救命钱。他不仅没动用这些红包，还从医药费中抠出了珍贵的125元!
平静的日子，父亲将祝福装成红包；贫穷落魄的岁月，父亲将温暖装进红包；生命最后的时光，父亲将希望装进红包。我数了数，18个红包装着5252元钱，读起来正是“吾爱吾儿”！
（何佳摘自《现代家庭》
2009年4月上半月刊,胡博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