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去。

我要求休学一年。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握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父亲说出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的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座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枝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出办法了?”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理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糨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

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两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在争取到了休学证后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熟悉的脸孔，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凭感觉可以知道她也加快了脚步，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又拥来一拨偏远地区的学生，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你来得早!报过名了吧?”我含糊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学校大门。她又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别把休学证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眶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旋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处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在我后来的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14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眼睫毛上滑落下来，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25年后，卖树卖树根(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战栗，久久无言。我像被一吨烈性梯恩梯炸成碎块细末儿飞向天空，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冻僵四肢，冻僵躯体，也冻僵了心脏。在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乡村的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中，我曾经猴急似的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学。”我1962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小，我们班里，剃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考取了一个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1961年毕业。父亲说：“错过一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儿名堂了。”

我感觉到炸飞的碎块细末儿又归结成了原来的我，冻僵的四肢自如了，冻僵的躯体灵便了，冻僵的心又嘡嘡嘡跳起来的时候，猛然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匕的晶莹的泪珠儿。我对已经跨进黄泉路上半步依然向我忏悔的父亲讲了那一串泪珠的经历，父亲便安然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儿给我……说这女先生哩。”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40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的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腺不至于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