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知道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因为相对于二十来年的记者生涯,它太短了,仅一年。

可我经常怀念那一年。

1983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初一的语文,还兼班主任。

生性率直的我,感觉这个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初来乍到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更让我手足无措。

那个时候,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每天早晨,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的值日生,将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劝他们回家换服装。有一天,值日生将穿着牛仔裤的我给拦住了,问我是高中部哪个班级的学生。恰好有个老师经过,帮我解了围。她一边陪我上楼,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师应该给学生作表率,“你看看,全校老师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

第二天,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女老师常选择的那种。黑色常常代表庄重。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被老校长叫住了,他和蔼地提醒我,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还说,有个班主任反映,她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并振振有词地辩解“范老师也是这个发型”。

我一听,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她们都像是找同一个理发师剪理的,短发齐耳,唯一的装饰品也仅是一枚黑色的细发夹。

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下课后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

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她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刀:“你可考虑好,这一剪子下去,就像脑袋掉在地上,可是接不起来的哦!”

我咬咬牙没有作声,只听剪刀在我的脖后连续发出冷冷的“咔嚓”声。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以为剪到了我的头皮,后来才理解了我的疼从何而来。从小到大,我都梳着清汤挂面似的长发,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温暖的手温,此刻,它们一起飘落在地。

老校长再次碰见我,很满意地夸道“好”。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一排绿化树,它们被修理得齐齐整整,宛若一个笼里蒸出的圆润的大馒头。

剪了短发的我,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儿,他们也说不太清楚。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课,喊一位同学回答问题,那位同学上课分了心,回答得南辕北辙,我忍不住想笑,但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醒我:老师不能当着学生的面笑。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补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实在憋不住,放声笑起来,后来竟伏在讲台上直不起身。课堂当然解了大禁,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

自然,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生严谨,腰板挺直,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藏蓝色的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老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只是常常出格的我,不能不让他伤心。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又奈何自己不得。

每天早晨,校园仅有的一张乒乓球水泥台桌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初一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们打球。我想了一个主意,从此早早地赶到学校,将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俗称占台子。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于是,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乒乓球拍的机会。他们有时也嚷着让我上阵,但很快就将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好重新排在队尾。上课的铃声一响,大家比赛似的朝教室飞奔,有时装备课本的包会遗落在树杈上,学生会气喘吁吁地拎着它追上来:“老师,你的书包。”

老是抢占乒乓球桌,也不符合我常常给学生讲的机会均等的道理。后来,我鼓励大家跳绳。可是没有人天生爱甩绳子,尤其是孩子们。自然,天天给他们甩绳的还是我。当长长的绳儿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圆弧,荡起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我感觉自己正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回到欢乐的少年时代,生活的阴云也暂时一扫而空。

当我和学生在操场上游戏的时候,老师们却在走廊上摇头叹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学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争取来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偏偏分来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我。

直到期终考试的时候,我们班优异的成绩才让大家放下心:还好,没有误人子弟。

而这一年,也发生了不少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发现室内乱成一锅粥:一个瘦长的男生举着根布拖把当长剑,将同学们撵得像燕儿飞。平日他也令我有些头痛,不是上课打呼噜,就是将纸团冒充小白鼠塞进同桌的衣领里,吓得同学哇哇大哭。

这一回,我不再放过他。大家都各就其位之后,我生气地让他站起来,接着像老师惯常做的那样,让他放学后请他的父亲到学校来。他一听请家长,倔强地昂起头“我没有父亲”。“那就叫你的母亲来!”我依然不饶他。他低下头不作声,半晌,有个同学轻声地说:“老师,他也没有母亲。”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同学们仿佛为我打气,纷纷举手:“他还有个叔叔!”我终于可以下台了:“那好,让你叔叔来一趟。”

下午放学了,学校很快静如空巢。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等他的家人。黄昏将临的时候,还未见他的人影,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正欲下楼的时候,却震惊地发现他背着一个老太太艰难地登上了办公室所在的4楼。

“她是我的奶奶。”他吃力地放下背上的老人后,抹着满头的汗水喃喃地介绍。我赶紧将老人扶到椅子上,递上一杯热水。还未等我开口,老人就哭了,告诉我,他的父母自他刚会学说话就离婚了,谁也不肯要他,一直跟着叔叔和她过日子。他叔叔是习武之人,担心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受人欺侮,便教他拳脚功夫。由于恨铁不成钢,平日下手那个狠,谁见谁怕。如果让他叔叔知道了他在学校不听话,又难逃过一阵暴打。所以,奶奶代他叔来见老师。

我开始后悔自己随意请家长的轻率。老人说,他功课不行,但是孝顺老人在邻里却是出了名的,担心她这双小脚行走不便,先是用三轮车载她走,又硬要背着她上楼,也不怕人见了笑话。

那个黄昏,我们仨坐在办公室聊起了家常,我也谈起了我的姥姥。后来,我们仨都流泪了,他更是哭得像个小孩子。

从那之后,他渐渐变了。虽然学习成绩还是不如人意,但上课的眼神却是专注的。我知道他在尽力。

这一年,我在学校过了第一个教师节,手里捧满了学生送给我的贺卡。那一天,也是个黄昏,围着我的同学渐渐散去。一直夹在人群中的他似乎等待着这一刻。他腼腆地走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塞到我的手里,然后飞快地跑了……

握着这把尚带有体温的黄豆,刹那间,我热泪盈眶!

这学年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当清理书本的时候,我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亲爱的姐姐,我们都认为你的长发好看。署名是:全体同学。

就在新学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接到了刚复刊的《武汉晚报》发来的录用通知,心里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办完调动手续的那天是个雨天,校园正在上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我撑着伞缓缓经过草坪,向校门走去。突然楼上的走廊传来一阵喧哗声,不少学生竟从教室里冲出来,纷纷跑下楼,向我奔过来。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纷纷冲出教室,劝阻他们的狂奔。

我与其说感动,不如说被这一幕惊骇了,焦急地挥着双手大声地劝他们返回教室,他们不听。围住我的学生兴奋地告诉我,有个同学从教室敞开的后门发现了我,率先跑了出来,于是我来学校的消息便传遍了整条走廊,原来我教的那个班级已经打散,分到了二年级的各个班级。

学生们的这种送行方式自然太出格,经我的央求还有校园门卫的干预,他们最终返回了教室。从教室传来了训斥声,我知道他们在这节课的命运。

当我离开校门的时候,回转身望见教学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老人,那是老校长。他的发丝愈发地白了,但腰板还是那么硬朗。我猜想他一定看见了先前发生的那一幕,抱愧地欲向他解释,他摆摆手示意我不用解释,像个孩子似的对我顽皮地一笑,缓缓地做了个手势,好像对我说什么。雨大,我没听清。

他大声地重复,我明白了,他说我的头发长长了。

多年之后,我看了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善良的教师怎样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了一群顽皮学生的故事,剧情是在那个教师离开学校那一刻结束的:他走出校门的那天,孩子们正在上课,当他怅然若失地提着那只简陋的皮箱拐过教学楼的时候,忽然从窗口里飞出阵阵天籁般的歌声……

我的眼睛和那位男教师一起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