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源于上帝的爱
发布时间：2024-08-03 06:09:34
在一个特殊群体里，他是一位名人，甚至是一面旗帜。
在新浪博客里，他拥有居高不下的点击率。他写日记，日复一日。许多人追随他的文字，但只在夜深人静时才敢点击，因为那三个令人心悸的字眼：“艾滋病”。
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hiv病毒已经在他身上停驻了13年之久。但是，你却无法从他的日记里找到悲观绝望、阴森恐怖。反倒是笑话、调侃、音乐、电影……一片勃勃生机。
他说，我不是写“死亡日记”的。死亡，远远不是终点。
缄默的尊严
约见李想并不容易。并非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而是由于他的忙。因为肩负太多工作，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第一次打电话时，他在赶飞机途中；第二次打电话时，他刚下飞机；第三次打电话时，他马上又要参加一场大型会议……终于等到采访时间了，我却不由得忐忑起来。毕竟，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画上句号。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当我来到医院采访时才发现这不是一间病房，而是一间由病房改造的办公室。朴素而充实，文件堆积如山。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正面对电脑紧张忙碌着。其中有一个领导模样的清瘦男士，一手拨弄着笔记本电脑，一手拿着手机发号施令，语气凌厉果断。待“命令”结束后，他转过身，面对我，微笑道：“你好，我是李想。”
很年轻的一张面孔，清秀、俊逸。尽管肤色苍白如纸，脸颊深深凹陷，但笑容却是明朗的，一如窗外秋日的阳光。
一时间，我甚至有些迷惑。这真的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吗？他身上真有那种令人闻风丧胆的hiv病毒吗？
除了艾滋病，李想还是一名血友病患者。目前，血友病已经严重破坏了他的膝关节。他的膝盖一直在出血，左腿接近残疾，每前进一步都无比痛苦艰难，所以不得不依靠一根拐杖。拄着这根拐杖，李想陪我慢慢行走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接二连三讲着俏皮话：“前天电视台打算采访我，被医生拦住了。她们说，要了解艾滋病人，别找李想。因为他根本没有艾滋病人的心态。所以，你可能找我找错了。”
我笑了。看着他艰难的步伐，冷不丁问：“现在，你疼吗？”
“疼，”他坦白地点头，“疼得刺骨。”
“为什么不说出来？”
他淡淡地笑：“这是保持尊严的一种习惯。”
生命的色彩
其实“李想”是他的化名，没有太多人知道他的真名。
在中国，艾滋病患者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化名，用于医院的治疗和记录。当然，更是用来隐匿真实的自己。他给自己取名“李想”，即“理想”之义。“我是理想主义者，但不想变得悲观，要像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
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想来说，生命的色彩有两种：白色和红色。白色是医院的颜色，而红色，却是血……
李想一出生便患有血友病。这是一种与x染色体基因有关的出血性隐性遗传病，大约每5000～10000名男性中就有一个血友病患者。据介绍，患者从出生几个月起，便会反复出现自发性出血，遭遇痛不欲生的疼痛。
很不幸，李想被上帝选择为这个“万分之一”。从孩提时，他便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出血被送入医院接受输血。尽管身体如玻璃般脆弱，但优秀的他还是在父母的呵护和自己的坚韧中磕磕绊绊长大了，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
念大学时，李想常常和朋友一起畅想未来：“不想当记者，因为良心太脆弱。也不能当政客，看不惯官场的污浊。所以，我打算当企业家。”
然而，他的“企业家”之梦早早夭折了。由于输血，他被感染上hiv病毒。大二那年，在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中，他的hiv检测呈阳性。“当接过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时，我愣住了，仿佛猛一下子跌入无底的冰窟窿里，浑身哆嗦，眼前一片模糊……”
那天，他如同游魂般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竟然走到郊外的一个小湖边，跌坐在湖边的沙滩上，放声大哭。“枯树如骨，遍野荒芜”。他的世界满目萧瑟。
“有没有想到过自杀？”我很残酷地问。
他停顿半天。许久许久，缓缓地说：“有。只是我很快发觉艾滋病并不是那么快、那么痛苦、那么令全家人蒙羞地死去。所以，我挺了过来。”
他没有逃避，没有自杀，没有报复……而是选择了面对。为了治病，他告别学校、告别自己暗恋的女孩，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携带着hiv病毒的“北漂”。
现实主义的“填坑人”
“如果你正在轻快地走路，突然被一个隐蔽的大坑绊倒了。这会儿你将怎么办？”李想问我。
我想了想，说：“我可能会哭，会诅咒。”
李想笑道：“我不会骂，而会召集其他被绊倒的人把坑填平，免得更多的人再被绊倒。而且，这个填坑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救。”
事实上，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在北京，李想就职于一家知名的网络公司。他痴迷并精通于网络，凭着自己的聪慧机敏，短短两三年工夫，便从初级客服人员荣升至网络主管。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网络泡沫的岁月里，如果没有那些hiv病毒，谁也不敢断言李想不能成为下一个张朝阳，中国又多了一位数字英雄。
但体面生活的背后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和任何一位艾滋病感染者一样，李想也不得不处心积虑地掩饰、撒谎，戴着面具呼吸。工作之余，他秘密参加联合国艾滋病中国课题组，多次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进行国际交流与培训，在国内外开展演讲。
如今，３１岁的李想拥有太多头衔：《携手》副主编、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理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ccm)成员、全华艾滋网络(gcan)理事会委员……作为艾滋病领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多次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国际ngo（非政府组织）活动，甚至成为联合国主席安南家的座上宾。
如果还有来生
事实上，如果没有艾滋病，李想或许会去报名参加贾宝玉的海选。无论从形象到内涵，他都有胜算的把握。但是，很不幸，这个世界对他关闭了太多扇门。
“不要这样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反过来安慰我，“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会在你的双手中放满礼物。只不过有的左手多一些，有的右手多一些。比如我，健康少了一些，但其他方面我会很富有。”
这里的“其他方面”，是聪明、智慧、思想和爱。他说，生病的日子如同坐禅。艾滋病就像睡梦中的那个电话铃声，猛地把你从浑浑噩噩的梦中惊醒，从而深入地思考人生、珍惜生命。比如痛苦时，他告诉自己和病友，痛苦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希望我们成长、感悟，能够体会和珍惜幸福，能够以同情之心对待他人，能够手洁心清、爱人如己。提到死亡时，他平静地微笑：“终点，一定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不必恐惧。”
在新浪博客里，他拥有居高不下的点击率。他写日记，日复一日。许多人追随他的文字，但只在夜深人静时才敢点击，因为那三个令人心悸的字眼：“艾滋病”。
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hiv病毒已经在他身上停驻了13年之久。但是，你却无法从他的日记里找到悲观绝望、阴森恐怖。反倒是笑话、调侃、音乐、电影……一片勃勃生机。
他说，我不是写“死亡日记”的。死亡，远远不是终点。
缄默的尊严
约见李想并不容易。并非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而是由于他的忙。因为肩负太多工作，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中飞人”。第一次打电话时，他在赶飞机途中；第二次打电话时，他刚下飞机；第三次打电话时，他马上又要参加一场大型会议……终于等到采访时间了，我却不由得忐忑起来。毕竟，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画上句号。
然而，令我吃惊的是，当我来到医院采访时才发现这不是一间病房，而是一间由病房改造的办公室。朴素而充实，文件堆积如山。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正面对电脑紧张忙碌着。其中有一个领导模样的清瘦男士，一手拨弄着笔记本电脑，一手拿着手机发号施令，语气凌厉果断。待“命令”结束后，他转过身，面对我，微笑道：“你好，我是李想。”
很年轻的一张面孔，清秀、俊逸。尽管肤色苍白如纸，脸颊深深凹陷，但笑容却是明朗的，一如窗外秋日的阳光。
一时间，我甚至有些迷惑。这真的是一位艾滋病患者吗？他身上真有那种令人闻风丧胆的hiv病毒吗？
除了艾滋病，李想还是一名血友病患者。目前，血友病已经严重破坏了他的膝关节。他的膝盖一直在出血，左腿接近残疾，每前进一步都无比痛苦艰难，所以不得不依靠一根拐杖。拄着这根拐杖，李想陪我慢慢行走在洒满阳光的走廊里，接二连三讲着俏皮话：“前天电视台打算采访我，被医生拦住了。她们说，要了解艾滋病人，别找李想。因为他根本没有艾滋病人的心态。所以，你可能找我找错了。”
我笑了。看着他艰难的步伐，冷不丁问：“现在，你疼吗？”
“疼，”他坦白地点头，“疼得刺骨。”
“为什么不说出来？”
他淡淡地笑：“这是保持尊严的一种习惯。”
生命的色彩
其实“李想”是他的化名，没有太多人知道他的真名。
在中国，艾滋病患者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化名，用于医院的治疗和记录。当然，更是用来隐匿真实的自己。他给自己取名“李想”，即“理想”之义。“我是理想主义者，但不想变得悲观，要像现实主义者那样行动。”
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李想来说，生命的色彩有两种：白色和红色。白色是医院的颜色，而红色，却是血……
李想一出生便患有血友病。这是一种与x染色体基因有关的出血性隐性遗传病，大约每5000～10000名男性中就有一个血友病患者。据介绍，患者从出生几个月起，便会反复出现自发性出血，遭遇痛不欲生的疼痛。
很不幸，李想被上帝选择为这个“万分之一”。从孩提时，他便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出血被送入医院接受输血。尽管身体如玻璃般脆弱，但优秀的他还是在父母的呵护和自己的坚韧中磕磕绊绊长大了，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
念大学时，李想常常和朋友一起畅想未来：“不想当记者，因为良心太脆弱。也不能当政客，看不惯官场的污浊。所以，我打算当企业家。”
然而，他的“企业家”之梦早早夭折了。由于输血，他被感染上hiv病毒。大二那年，在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中，他的hiv检测呈阳性。“当接过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时，我愣住了，仿佛猛一下子跌入无底的冰窟窿里，浑身哆嗦，眼前一片模糊……”
那天，他如同游魂般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竟然走到郊外的一个小湖边，跌坐在湖边的沙滩上，放声大哭。“枯树如骨，遍野荒芜”。他的世界满目萧瑟。
“有没有想到过自杀？”我很残酷地问。
他停顿半天。许久许久，缓缓地说：“有。只是我很快发觉艾滋病并不是那么快、那么痛苦、那么令全家人蒙羞地死去。所以，我挺了过来。”
他没有逃避，没有自杀，没有报复……而是选择了面对。为了治病，他告别学校、告别自己暗恋的女孩，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携带着hiv病毒的“北漂”。
现实主义的“填坑人”
“如果你正在轻快地走路，突然被一个隐蔽的大坑绊倒了。这会儿你将怎么办？”李想问我。
我想了想，说：“我可能会哭，会诅咒。”
李想笑道：“我不会骂，而会召集其他被绊倒的人把坑填平，免得更多的人再被绊倒。而且，这个填坑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救。”
事实上，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在北京，李想就职于一家知名的网络公司。他痴迷并精通于网络，凭着自己的聪慧机敏，短短两三年工夫，便从初级客服人员荣升至网络主管。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网络泡沫的岁月里，如果没有那些hiv病毒，谁也不敢断言李想不能成为下一个张朝阳，中国又多了一位数字英雄。
但体面生活的背后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和任何一位艾滋病感染者一样，李想也不得不处心积虑地掩饰、撒谎，戴着面具呼吸。工作之余，他秘密参加联合国艾滋病中国课题组，多次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进行国际交流与培训，在国内外开展演讲。
如今，３１岁的李想拥有太多头衔：《携手》副主编、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会理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ccm)成员、全华艾滋网络(gcan)理事会委员……作为艾滋病领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多次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国际ngo（非政府组织）活动，甚至成为联合国主席安南家的座上宾。
如果还有来生
事实上，如果没有艾滋病，李想或许会去报名参加贾宝玉的海选。无论从形象到内涵，他都有胜算的把握。但是，很不幸，这个世界对他关闭了太多扇门。
“不要这样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反过来安慰我，“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会在你的双手中放满礼物。只不过有的左手多一些，有的右手多一些。比如我，健康少了一些，但其他方面我会很富有。”
这里的“其他方面”，是聪明、智慧、思想和爱。他说，生病的日子如同坐禅。艾滋病就像睡梦中的那个电话铃声，猛地把你从浑浑噩噩的梦中惊醒，从而深入地思考人生、珍惜生命。比如痛苦时，他告诉自己和病友，痛苦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希望我们成长、感悟，能够体会和珍惜幸福，能够以同情之心对待他人，能够手洁心清、爱人如己。提到死亡时，他平静地微笑：“终点，一定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不必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