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中的母亲
发布时间:2024-08-13 03:40:21
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那天清晨六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的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被完全剃光了,露出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身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
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
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晚上。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话,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她的话断续不连贯,意思不大好懂。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慢慢复苏。
清晨奔到医院,在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妈妈粗哑低沉地复述了我的话,却变成: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她却固执地重复强调: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时嘴边常冒出许多文言句子。
探望她的亲友问她话,她又反问:为何?问她感觉怎样?她回答:甚感幸福。这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恢复正常,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纠正她,她又狡辩: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她的思维却像在空中悠然飘忽。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有几天我感冒,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我了,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来,笑着说:“你太累了,回家休息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医生陪她去做CT,经过小花园时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有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大病初愈脑中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感激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平和的心态,在住院几个月后,她竟然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
那天清晨六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八十高龄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2002年秋天的这个凌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溢血,已经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我的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粒子弹,从舱门里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而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散了。
走进重症监护室最初的那一刻,我找不到我的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是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头顶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
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手术被完全剃光了,露出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突然明白原来母亲是不能没有头发的,母亲的头发在以往的许多日子里,覆盖庇护着我们全家人的身心。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是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每天上午下午短暂的半个小时探视时间,被亲友们分分秒秒珍惜地轮流使用。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身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你听到我在叫你吗?妈妈,妈妈,你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了。母亲睁开眼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楼窗,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器维持生命。
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
脑溢血患者在抢救成功后,有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是失语,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母亲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第二天的晚上。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一口气说了好多话,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她的话断续不连贯,意思不大好懂。妈妈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慢慢复苏。
清晨奔到医院,在妈妈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
妈妈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妈妈粗哑低沉地复述了我的话,却变成: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她却固执地重复强调: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涌上来。“妈妈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妈妈,重新开口说话时嘴边常冒出许多文言句子。
探望她的亲友问她话,她又反问:为何?问她感觉怎样?她回答:甚感幸福。这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的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堂。那几天我们曾以为母亲从此要使用文言文了,我们甚至打算赶紧温习文言文以便与母亲对话。
幸好这类用词很快就消失了。母亲的语言功能一天天恢复正常,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纠正她,她又狡辩: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一样的。
灾难过后的母亲,意识与语言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有时她清醒得无所不知,有时她的思维却像在空中悠然飘忽。
但无论她的意识在哪里游荡,她的思绪出现怎样的混乱懵懂,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那是她意识深处最顽强最坚固的核,我能清晰地辨认出那里不断地生长出一片片绿芽,然后从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我的表弟、弟媳妇和他们的女儿去看望母亲,在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
有几天我感冒,担心会传染给妈妈,就戴着口罩进病房。母亲不认识我了,久久地注视我,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
我后退几步,将口罩摘下说:“妈妈,是我呀。”母亲认出我来,笑着说:“你太累了,回家休息吧,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母亲躺在移动病床上,医生陪她去做CT,经过小花园时说:朱老师,你很多天没有看到蓝天白云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母亲望着天空说:是啊,今天真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呀!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着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有生中的任何时候,坦然承受着所有的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大病初愈脑中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感激着。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平和的心态,在住院几个月后,她竟然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