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艾滋病纪录片，一夜长大、

尽管从小脑子里充满着奇恩妙想，但是从小学到大学，林可亭的生活一直不愠不火，按部就班，用她自己的话说，20岁以前没有任何激情可言。

林可亭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母亲对她特别严厉。她按照母亲设定的轨迹安安稳稳地读书、考大学，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这样平静的生活却渐渐酝酿出林可亭对于荡气回肠人生的向往。

2008年，林可亭参与了一项纪录片的拍摄工作，这部纪录片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来华制作的，关于艾滋。林可亭和几位朋友一起协助他们拍摄，林可亭负责采访整理有关艾滋病的内容。这算得上是林可亭第一次把自己放置到真真实实的社会中，而且接触到的还是社会的边缘人群。

在纪录片拍摄期间，一次林可亭陪同伴们一起去采访艾滋病患者。在一个贫苦的村落里，林可亭见到了一位病重的女患者，患者的丈夫已经去世一因为艾滋病。这名女患者的病正是丈夫传给她的。除了干枯的形貌，女患者那绝望的眼神更让人揪心，采访时，她口中一直喃喃地说：“为什么会是我?”

在那个村落里，有相当多的艾滋病患者，女患者大多绝望无助，而男患者则谈笑风生。社会的现实像是巨大的影子，第一次投映在林可亭的心上。林可亭想：“面对不幸的人生，男人和女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这个问题成了一条引线，触动林可亭走出原来封闭的个人世界，努力去感知真实的世界。

去贫民窟，做布道者

2008年冬，印度本土以“自助”为核心的非营利性组织SVS面向国际招募志愿者，当得知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将前往印度农村和原住民共同生活时，林可亭立即递交了申请书。小时候读百科全书，林可亭心里充满了对土著生活的向往，那时候她总是想象着如果和爱斯基摩人、亚马孙森林的吃人族相遇，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美丽故事发生。如今能有与印度原住民接触的机会，她当然不能错过。

后来，林可亭才知道，她居然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国际志愿者。在她踏入那九个村庄之前，几乎那里所有的村民从来都没有见过外国人。后来，又有其他几位来自波兰、德国的国际志愿者陆续加入这个项目，林可亭和他们共同组成了前往印度农村的团队，他们将一起为提高乡村就业率、妇女权利、维持农村人口(避免老龄化)、教育、生活以及农业用水工程等工作而努力。

在印度的日子里，为了做好以上各项工作，林可亭和搭档们需要辗转各个村子，拜访近百户家庭，因此，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翻山越岭，穿越大片荆棘丛和茂密的树林。林子里遍地的荆棘让林可亭每只鞋底都被刺了几十个洞，有时候荆棘刺穿鞋子，把脚都刺破，但是林可亭只能咬咬牙，忍着痛前行，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困苦而耽误了整个行程的安排。

在印度农村，卫生条件很不好，洗热水澡是不可能的了，连洗衣服都不方便。每天顶着38℃的高温工作，汗水把衣服浸湿了，拧一下晾干了接着穿。

在《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看到的一切，就是林可亭在印度看到的一切——当然，除了黑帮没有看到以外。但是，林可亭还是喜欢印度、欣赏印度，因为在每一刻的印度，每一寸土地的印度，都可以发生复杂而多变的事情——

每天跟他买水果的人，他还是会用尽一切办法想骗你的钱，尽管你已经知道所有水果应有的价格。所以可以做的就是对他说不，然后放下恰当的钱，抓着水果大步走。“放心，他不会追上来的。”

街道上塞满了车，车里车外车顶都挤满了人，公交车里面的印度音乐总是震耳欲聋反反复复，一个三人座位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车里总弥漫着阵阵奶味——妇女在公车上当着众人的面喂奶，而且印度人每天都会喝N杯奶茶，脚丫子总是横七竖八地摆着，不分彼此。

在印度过马路已经习惯了完全不看两旁车来车往的状态，因为看着车是永远都过不了马路的……

林可亭在不断发现新我的路上蜕变着，每天晚上，跟搭档们铺一条毛毡，躺在露天的院子里，看着星星出神时，林可亭总会静静地想，也许人生真的需要经历几次蜕变才能变得成熟。在一点点流逝的岁月中，林可亭的内心渐渐坚韧。

他既是毁灭者，又是起死回生者

去印度之前，林可亭的爸爸跟她描述他去印度公干的经历：每天吃的都是咖喱糊加饼，蔬菜和肉难得一见，牛和猴子满街乱跑，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贫民窟……但是当林可亭在印度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找不到让自己痛苦的理由。

在那里，林可亭养成了和当地农民一样的习惯。大部分印度家庭都不懂得烧水，林可亭就和他们一样，每天把未经煮沸的自来水放在陶罐里搁一阵子，然后端起来就喝。

在农村里，林可亭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婆，这个阿婆看到有陌生的外地人来访很高兴。于是，她蹲在自家门口，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不断地用树枝、牛粪烤玉米给她吃，恨不得塞进林可亭的嘴里。那些用牛粪烤的玉米堪称神奇——直接把剥开外衣的玉米放在地上，然后用牛粪埋着，再点火，牛粪就是燃料。看着每一颗闪着黑光的玉米粒，林可亭还是毫不犹豫地吃了——因为当地人也是这样吃。

在印度森林里，当地人请林可亭品尝一种花，一打开，里面爬满了蚂蚁跟小虫。但是当地人很热情，摘了很多花，盛情地递给她，请她吃里面的花蜜：在印度农村，林可亭帮农民翻新屋子，帮他们抹泥，而这种泥——也就是加了水的牛粪。林可亭觉得，当真正地融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再陌生，反而是在想起以前拒绝这陌生环境的想法时，倒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说吃穿住行上的困难已经不成问题的话，在观念上，林可亭则经历了一场战斗。初到印度时，林可亭曾经特别憎恶印度人的散漫。“往往昨天跟你约定今天早上十点有个会议，结果却把你一个人扔在那里，忘了通知你会议已经延期——因为他们的上一个会议还在进行中，而且那也是被延期的会议。”印度人习惯了因为某一个环节的迟到或者缺失，造成后续工作继续推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印度人却并不着急，很难看到他们为了一件拖延的事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换一种心态去看问题，林可亭也变得豁然开朗，印度人生活的慢节奏，在林可亭看来不再是赖皮，反而觉得他们乐观，随遇而安并且心理柔韧性很强。她不再试图去改变印度人，而是重建自己做事的方式，把主动性发挥到极致。

渐渐地，林可亭觉得自己在印度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没有自由，而是拥有太多的自由。“如果说以前在国内实习是给我一堆砖头，一张蓝图，让我自己去建房子，那么到了印度，我发现砖头要自己找，蓝图要自己画。”印度是一个容许年轻人天马行空的地方，当林可亭跟印度人工作的时候，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想做什么都好。”

让心理瑜伽一样柔韧

在印度生活的日子里，林可亭眼里的印度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克服一切物质需求的国家。“人可以放下一切的行李跟负担，就带着自己的心灵观察周围一切。”一开始，害怕水质问题，林可亭总是提着水壶；怕晒，她总是戴着帽子，怕浪费时间，她总是带着手提电脑，怕忘却，她总是带着相机；怕寂寞，她总是带着手机，怕皮肤问题，她总是带着一堆护肤品……

由于工作原因，林可亭每周都要收拾一到两次行李去不同的村子住，这样一来，每次转移阵地，她的行李袋里总是装满东西。但渐渐地，林可亭发现，自己的行李越来越轻，她对物质的需求也越来越无所谓。行李从一开始是她沉重的负担，到最后只变成了四大件：一件披肩，一块肥皂，一对胶鞋，一套衣服。林可亭带着这四套“装备”走天下，舍弃了身外之物的累赘，连自己都觉得洒脱。

在印度几个月的时间里，林可亭感悟最深的是当地妇女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她和搭档们曾参加一个婚礼，但却几天后才见到新娘，但是新娘见到林可亭没蒙纱丽时，很夸张地低下了头，把纱丽蒙住整个头不断后退。那种羞涩又带着点怯懦的眼神，让林可亭心里电光火石般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踏入社会，采访艾滋病女患者时遇到的眼神。林可亭想，她要用镜头捕捉这样的眼神。

后来，林可亭不但用镜头记录下了妇女们的眼神，而且其他的珍贵眼神也被她用相机一一捕捉：孩童天真烂漫的眼神，老人冥想后洞悉一切的限神，农民遇到收成不好时忧郁的眼神……

在林可亭眼里，眼睛不仅代表一个人的灵魂，汇聚起来，更是一个民族的性格。

结束印度之行回国后，林可亭办了一场“印度眼睛”为主题的图文展。在那里，她向公众呈现出一个风格迥异的印度，区别于旅游节目和好莱坞电影中所传达给大家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