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      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年度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zz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zz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
      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
   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
      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
    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
      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
      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
      第一，建立农村低保体系。农村低保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问题。过去民政部门有一个优抚政策，就是对五保户和鳏寡孤独赡养。当时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补一部分，以群众自筹为主，现在来看这种形式已经很难实施，原因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是多予、少取、放活，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实施以后，这一部分的统筹就没有了。从我国目前的资金规模和农民的参保意识上，建立低保体系还存在一些困难，但一笔帐算下来，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据统计，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年每人800－1000块钱的低保额标准，每年需要300个亿。农牧业税每年是280亿左右，农业特产税80亿左右，如果加上各级民政部门配套的对鳏寡孤独的救济金这一部分，然后再从中央财政每年预算用于农村扶贫的80个亿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鳏寡孤独集中供养设施建设和供给），这部分资金即使不够，也相差不了太多。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平衡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差别，又稳定了农村，也体现了党的政策的优越性；既从制度上使农民和市民都能平等的享受低保，又不增加中央财政的支出。
      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15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 
      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目前农村的金融现状是既贫血又失血。邮政储蓄拿掉农村发展资金的一部分，四大商业银行拿掉农村的一部分资金，近年来从农村拿走的资金基本上都没有用到农村这一块，从而使农村发展资金极端匮乏。农民想拿到发展资金，贷款的成本要占到25％左右，即使是这样的贷款还很难拿到。报表上看县域存贷比在70％左右，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贷款构成，有人民公社时期转存到乡村的、乡村集体发生的债务、农业发展银行向粮食供销的政策性贷款，新发生、能够发挥效益的贷款量少得可怜。所以，建议金融体制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成立农村政策性银行。改变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职能，把农业发展银行改为农村政策性银行，农村发展银行过去是围绕着粮、棉、油的购销而设立的银行，对这种银行进行改造，并把农业银行过去承担的扶贫资金、贴息资金划归农村政策性银行，把现有的各部门支持农业的资金归口到农业政策性银行当中。农业政策性银行可以收购或者划拨现在农行下面的营业所，把它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当兼有经营农村土地的职能，实现土地的流转，把土地盘活。现在有很多人提倡实行土地私有化，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将农民土地使用权实行继承、转让、抵押等，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由农业政策性银行来担任，来行使这个职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做法，只给资本金，给政策，不给它贴息，让它自己来进行运作。加大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理顺产权关系，允许集团资本进入农村信用社，允许民间资金参股信用社，扩大规模，增加实力，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的银行。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允许兴建合作金融组织。我国亿户农民，仅仅靠一家农村信用社来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是不现实的。应该允许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加强金融监管，成立金融组织保险公司，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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