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经理人直到发现国外谈判战略出现问题时，才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影响。从其他文化中学习一些谈判策略，可以减少跨文化谈判的风险，并提高你在本国谈判的技巧。你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谈判者吗？对于其他文化的谈判风格你了解多少？试想，如果遇到以下情形，你会作何反应？例1： 你与一个厂家签订了生产一批自行车的合同。签完合同后，你才收到准确信息，知道这个厂商有质量问题，尤其是它将给你生产的自行车，可能会咯吱作响。你的那批自行车预计在下周交货。下面哪种选择更接近你对此事的应对方式？A. 你立刻去工厂检查质量问题。你告诉厂长，自行车咯吱作响的问题必须在交货之前解决。B. 你去工厂测试几辆自行车。然后你带着厂长骑着自行车在乡间转一圈。之后你就问："是不是所有的自行车都会发出咯吱声？这声音对于买方是否是个问题？"然后你再离开。例2： 你的原料成本由于一些无法掌控的原因直线狂升。你需要和你最大的客户重新签一个合同，并商谈一个高一点的价格来支付上升的成本。下面哪种选择更接近你对此事的应对方式？A. 你与客户见面，冷静地向对方解释，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影响到你的原材料成本，并着重陈述事实，然后要求重新商讨价格。B. 你与客户见面，表达你个人以及整个公司对其长期合作的感谢之意。同时对于上涨的原料成本有可能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表示由衷的歉意并恳求，"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例3： 你发现一个极好的拓展业务的机会，但需要和另一个公司商谈合资。你需要了解这家公司的需求和当务之急。下面哪种选择更接近你对此事的应对方式？A. 直接问对方的当务之急，并透露一点有关你公司的信息。B. 不直接问问题，而是委婉地尽量通过倾听对方对你提议的反应来推断出你想要的答案。现在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是否会改变，如果在第一种情形下你是个在香港工作的美国人，而厂商在中国大陆；在第二种情形下，你的客户是个日本大型零售商；在第三种情形下，你的合作伙伴是一家颇具声望的韩国公司。你直觉的选择恰好测试了你会采取怎样的谈判方式。如果每种情形你一开始就选A 并且在提供了以上进一步信息后仍未改变答案，那说明你属于最常见的美国式谈判者。如果当你得知对方是个亚洲公司后，把A改成了B，那无疑说明你具有一定国际谈判经验。我们的调查发现，美国人的谈判和其他文化中人们的谈判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尽管这种直觉的方式在本国奏效，到了国外就可能会有麻烦。从其他文化中学习一些谈判策略可以减少跨文化谈判的风险，并提高你在本国谈判的技巧。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三种在亚洲国家普遍运用的谈判策略：委婉应对，依靠地位说服以及用提议来获取信息。它们可能对于美国谈判者来说有些陌生，但却很有用。尝试委婉方式咯吱作响的自行车是个真实的故事，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签合同的美国人去了中国的工厂，测试了几辆自行车，和厂长在乡村里骑了几圈，并且委婉地问了咯吱声的问题。买家最后按时收到没有咯吱声的自行车。买家对质量很满意，又下了一个订单。典型的美国式矛盾解决方式是直接面对："让我们谈一下吧。" 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鼓励人们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并扭转不利于自己达到预期结果的局面。正面应对的缺点在于它会使问题变得个人化，就像自行车的例子，从车的问题转移到生产车的人们。与此相反，委婉的应对方式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是规范化的。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崇尚这种文化，他们强调社会和谐，总是考虑其他各方的利益。所以利益有冲突的各方不需要直面对方。亚洲国家的谈判者常常依赖中间人协调。如果没有中间人，口头冲突也是委婉的，让信息接受者自己分析得出结论；"你认为买家会怎样看这咯吱声，"而不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买家就会退货" . 委婉的应对可以避免问题针对某一个人。在一个面子至关重要的文化中，委婉应对可以避免造成对他人的不尊重。有人可能认为，直接应对在西方文化中永远适用，而委婉应对则总适用在其他文化里。 然而，最近的研究对这样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委婉应对同样适于西方文化。毕竟美国人也不想丢面子。一旦产生不尊重对方的情况，关系破裂，信任出现危机，报复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美国谈判者可以从集体主义文化中学习一个道理：如果你想解决问题，维持关系，就试试委婉地应对。用地位争取让步第二个谈判问题源于纽约时报莱斯利考夫曼（Leslie Kaufman）的一篇关于零售巨头沃尔玛和美国橡胶管家公司（Rubbermaid）的文章。沃尔玛一向以与供应商签订低利润大批量的合同而著称。当橡胶管家公司某个产品的零部件价格上涨时，本来微薄的利润被压得微乎其微。于是他们要求与沃尔玛重新签合同。我们不知道其要求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沃尔玛的反应。但不难想象，橡胶管家公司作了一个类似A的选择，"谈合同时，我们的原料成本过去几年一直很稳定。最近的油价上涨无法预料和掌控，所以我们需要谈判。"一个理性的谈判者把自己所看到的现实告诉对方，希望能说服对方让步。通常这种基于阿里斯多德学派的事实性的逻辑论断包含威胁（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和承诺（如果你同意这样，我就答应你怎么样）。沃尔玛和橡胶管家公司的谈判反映了一种理性的方式。最终，沃尔玛同意提高橡胶管家产品的零售价；但是橡胶管家没有权力阻止沃尔玛把它的产品撤柜并换上其竞争者的产品。在这个问题里，选择B是一种在亚洲文化里典型的感性说服方式。说服是基于关系和义务而不是理性的争论。盛行于亚洲文化的集体主义和等级制度可以解释这种情感诉求的说服力。在亚洲，个人总是位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情感诉求本身就提醒对方有某种关系的存在，而且其中一方有更高的地位，地位高的有责任帮助地位稍低的一方。与非西方国家的人谈判，地位往往比选择更重要。选择可能会随时间而变，但地位是基于一个长期的角度。橡胶管家公司对沃尔玛提出的理性要求是对的，因为双方都是西方国家的，如果沃尔玛是个日本零售商，也许结果就不同了。从亚洲文化中我们可以学到：地位意味着帮助合作伙伴走出困境的责任。当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那西方谈判风格似乎更好一些。如果相反，那就得用地位来争取对方的让步。用提议来获取信息全世界的谈判者都明白，要寻找到最佳的多赢的交换方式。但如何让对方透露你所需要的信息呢？研究表明，在认为对方值得信赖并会诚实回答，以便进一步交换信息的情况下，西方谈判者经常通过直接提问的方式，共享对方的偏好和首要问题。这种方式最终可能发展成涉及多个内容的提议。它反映了美国人偏爱更直截了当的沟通。让我们来看看日本、中国、香港、泰国和俄罗斯的经理们是怎样收集信息的。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等几家单位联合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日本经理比美国经理的提议要多很多。在谈判的前四分之一阶段，非西方国家的谈判者比西方国家的谈判者提议要更频繁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谈判的最后四分之一阶段，两种谈判者的提议数量差不多持平。从提议中收集有关对方偏好和首要问题的信息，需要很强的推断能力和大局观念。在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中，这种做法很常见，因为隐含意义和委婉的交流是一种规范。如果提议涵盖了一个谈判中的所有问题，西方式的谈判会更有效。但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谈判者不只局限于多个问题的提议，他们对单个问题的提议比西方谈判者更多。从一系列单个问题的提议中推论，更加需要对内涵的理解。试想，一个谈判涉及价格和送货两个问题。我提出一个送货日，你没有明确拒绝；你又提出一个价格。我就要基于我提的送货日和你提的价格做一个决定。假如我在之前提出的送货日的基础上报了一个价格，如果根据你对我提议的反应，我就可以推断出你的当务之急。西方人善于此类工作，当然这只是如何在谈判过程中随机应变交换信息的问题。我们从亚洲文化中看出：在谈判中不只有一种方式获得信息。当谈判者不愿直接分享信息时，试试用提议的方法来寻找在此过程中对方反应变化的规律。这篇文章的故事说明，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谈判方式也迥然不同。直到我们发现了国外谈判战略出现问题时，才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懂得文化对谈判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你在外国谈判成功，同时也会拓展你在本国文化中的谈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