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浙江省新昌县西南的南明山。

　　大佛寺创建于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原名石城寺，宋初改名宝相寺，清初又称南明寺，民国十四年（1925）始称大佛寺。南朝齐永明三年（485），开窟凿小石佛千余尊，次年（486）扩开凿大石佛像，至梁天监十五年（516）石弥勒大像方始完工。隋开皇十七年（579），智者大师圆寂于大石佛像前。

　　大佛寺因石雕弥勒大佛像而名扬中外，民间称其为弥勒道场。大佛寺自明万历年间起，以临济为宗。

　　大佛寺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千佛院、大雄宝殿、大佛殿、地藏殿、西方殿、方丈殿、“智者大师纪念法塔”、两个放生池以及东西厢房等。

　　大佛寺与日本佛教天台宗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日本比睿山天台宗开祖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求法，到此参学。大中七年（853），最澄的弟子义真之徒园珍、园载入唐历访名刹，于公元885年到石城寺。此后，日本佛教界凡到天台国清寺朝拜者，必到新昌大佛寺朝礼大佛和智者大师塔。

　　1983年，大佛寺被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潼南大佛寺景区简介

　　省级风景名胜区潼南大佛寺景区位于重庆市潼南县城西郊，是潼南——大足——合川“石刻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佛寺依山面江，风景佳绝。寺周里许之地，荟萃有我国第一大室内摩岩饰金大佛“八丈金仙”、我国最早使用全琉璃顶的古建筑“大像阁”、我国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的“石磴琴声”、我国最大的摩岩书法石刻“顶天佛字”、中外文物专家誉为石刻瑰宝的“千佛岩”和奇妙的天然回音岩“海潮音”，传说神奇的“黄罗帐”、“翠屏秋月”、“仙女洞”及“百仙岩”、“鉴亭”、“读书台”、“合掌峰”、“滴水岩”、“瑞莲池”、“鹰蛙石”、“关刀石”、“云岩飞霞”十八胜景。

　　大佛寺旧名“南禅寺”，始建于唐咸通三年（862年），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赐额“定明院”。遗存有始于隋，盛于唐，继于宋，续于元，承于明清，晚迄民国，年代一直延续未断，时间长达1400多年之久的儒、释、道三教造像125龛928尊。于岩壁和殿宇木柱、门枋、栿壁之上，还遗留下身居显赫地位之官吏所撰写之碑文以及历代文人学士为记趣揽胜而书刻的题咏87通，造像记31则，字体各异之楹联22副，记录历代水文、重大灾害之题刻7则。其摩岩造像的年代，最早为隋“开皇十一年”，即公元591年，距今已有1420年的历史，比大足石刻早200余年。其摩岩造像之历史为重庆市最早者，亦属我国早期宗教造像地区之一。

　　尤其是大佛殿内摩岩凿造的弥勒大佛，身高18.43米。佛首凿于唐长庆四年（824年），北宋靖康丙午（1126年）续凿佛身，南宋绍兴壬申（1152年）为大佛装金，粧成“佛如金山，处于琉璃阁中，金碧争光，晃耀天际”，誉称“八丈金仙”。整个大佛像的开凿，共用时330年之久，是我国儒释道三教融合、通力协作的典范，也是我国大佛造像家族中耗时最多的大佛造像。金大佛虽然历经330余年始成，但风格统一，比例匀称，线条圆润，手法娴熟，面目慈祥，庄严肃穆，雕刻精美，栩栩如生，被众多中外文物专家誉为“金佛之冠”。

　　大佛寺景区文化内涵丰富、历史底蕴厚重，自然风光旖旎，古迹名胜众多，是我国难得的历史文化瑰宝。1956年，公布大佛寺摩岩造像为四川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年大佛寺景区被评为中国著名文化旅游景区；20××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

　　景区于20××年启动建设，目前核心区已基本建成。规划面积379公顷，将充分利用大佛寺景区丰富的佛家、道家、儒家文化资源和山水资源，挖掘厚重的人文历史资源，自然生态景观资源，整合宗教旅游文化，营建“神圣、形胜、意盛”儒、释、道共融互生的文化氛围，科学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恢复古南禅寺历史风貌，逐步修复十八胜景，完善和优化旅游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滨江水域，通过景区、景点的衔接和串联，建成集商务会议、观光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养生、互动娱乐、餐饮食宿等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景区。

　　普救寺，位于山西省西南永济市蒲州古城东3公里的峨嵋塬头上。 这里塬高29米~31米，南、北、西三面临壑，惟东北向依塬平展。原有范围，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50米，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 这里地势高敞，视野宽阔，寺院坐北朝南，居高临下，依塬而建。这是一座千年古刹，我国古典戏剧名著《西厢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从1986年以来，新修复的普救寺，寺院建筑布局为上中下三层台，东中西三轴线（西轴为唐代，中轴为宋金两代，东轴为明清形制），规模恢宏，别具一格。从塬上到塬下，殿宇楼阁，廊榭佛塔，依塬托势，逐级升高，给人以雄浑庄严，挺拔俊逸之感。加之和《西厢记》故事密切关联的建筑：张生借宿的“西轩”，崔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马解围之后张生移居的“书斋院”穿插其间。寺后是一地势高低起伏，形成活泼的园林花园。园内叠石假山悬险如削，莺语双亭飞檐翘角。荷花池塘上横架曲径鹊桥，亭桥相接、湖山相衔。莺莺的“拜月台”掩映在青松翠柏、千竿修竹之中。 屹立在寺中的莺莺塔，不仅形制古朴、蔚为壮观，而且以奇特的结构，明显的回音效应著称于世。游人在塔侧以石扣击，塔上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咯哇——”“咯哇——”的蛤蟆叫声，令游人连连称奇。据方志中称之“普救蟾声”，为古时永济八景之一。由于《西厢记》的问世，使得这个“普天下佛寺无过”的普救寺名声大噪，寺内的舍利塔也被更名为“莺莺塔”而闻名遐迩。而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撼动着人们的心灵，使它成为蜚声著誉的游览胜地。 张生的住所与莺莺所住的西厢只一墙之隔。一天晚上，莺莺同红娘在花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经过诗歌唱和，彼此更增添了好感。

　　在为崔相国做超生道场时，张生、莺莺再次相遇，两人默 默地相爱了。就在这时，守桥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抢莺莺为妻。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许愿说：“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写信给白马将军杜确。杜确救兵赶到，孙飞虎兵败被擒。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不肯把女儿嫁给张生，要二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致病。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便叫红娘前去安慰。张生叫红娘给莺莺带去一信，莺莺回信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赴约，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只好假装生气，训斥张生不礼貌，张生从此一病不起。红娘前来探望张生，暗示当夜莺莺一定前来相会，张生病即痊愈。深夜，莺莺来到张生书斋，与张生订了终身。这件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拒理相争，巧妙地说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她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 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谣说，张生已作了卫尚书女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就在这时，张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揭穿了郑恒的阴谋，与莺莺结为连理。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在浦东普救寺内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 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使他们为其所赞叹，所感动。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西厢记》的问世，特别是自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问世以来，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德宗贞元末年（802年~804年），和白居易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元稹（778年~813年）所写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据北宋末年的学者王性之的考证，《莺莺传》写得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

　　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正是金代章宗时期，董解元（约1160~1220年）的《弦索西厢》（称《西厢记掐弹词》）、《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北曲之祖”的“董西厢”。“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第三人叙事的说唱文学。 无论是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杂剧。这就是被誉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之一的《西厢记》，亦称“王西厢”。

　　《西厢记》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年~1307年）间，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而且从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称得上是“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流传广泛，刻本最多。仅明代刊本就有60余种，有徐文长、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闵遇五、金圣叹、毛西河诸家为它校注过，又有李日华，陆天池的“南西厢记”，以及其他文人歌颂西厢故事的作品。明清时期还出现过很多《西厢记》的“翻”“续”之作的，但其社会意义不大，艺术成就不高。新中国成立后，《西厢记》的研究更是呈现蓬勃的新气象，新的校注本和各种研究论著陆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