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是我看过的程晓玲编剧，肖风导演的第三部抗日题材电影。三年前看过《大劫难》，两年前看过《岁岁清明》。《大》片以东北为故事发生地，《岁》片以杭州为故事发生地，《兰亭》以绍兴为故事发生地。

　　仅仅以“抗日三部曲”而论，程肖组合也已形成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多年以来，银幕上的抗日电影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秉承了《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传统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鬼子残忍愚蠢，我军大智大勇，战斗过程直如砍瓜切菜，轻快喜感时不时冲淡战争的残酷。另一类是以《南京！南京》为代表的“人性化反思”作品，国人的劣根性和不屈精神一并被审视，鬼子成了被战争裹胁的普通人，被谴责也被同情。

　　前一类是按照传统教科书来的，发展到极致就是“抗日神剧”。后一类是从“普世价值”出发的，可惜放诸世界范围内了无新意，而且总有些“耗子哭猫”的荒诞感。《兰亭》和它的姐妹篇不是这样，影片没有去触碰历史言说中的某些雷区，但也没有教科书式的循规蹈矩；没有来不来就扯一顶“人性化”的帽子戴上，但片中的日本人也决非符号化的魔鬼。

　　程晓玲和肖风的作品，有一种勉力摆脱定式叙事的热忱。《大劫难》中的日本垦荒团成员有农民式的质朴，变脸后更见惊心动魄。东北的“姑奶奶”像她抽的旱烟般浓烈呛人，虽刀架脖子上仍然抵死抗挣。《岁岁清明》中的逸白少爷大半部片子里都是文弱书生样儿，最后二十分钟突然成了溅血五步的“杭铁头”。

　　《兰亭》中的林耕本混帮派的江湖人，隐居世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禁忌婚姻，可是离乱人不如太平狗，重重血债、步步进逼让他不反抗也无由。以抗日题材的公式化逻辑观之，这三部影片中都有疙疙瘩瘩的地方，都有不同流俗可也难辨真假的建构。

　　影片的最终指向也有些混沌，不及那些经典的反战名片一样捶打人心，但它们至少提供了一种新鲜视角：历史烟云中可能隐匿着另外的真相，我们以往熟极而流的“因为，所以”很可能大谬不然……“抗战三部曲”中还总带着些对民风民俗的入微描绘。肖风是与张艺谋同班的第五代导演，用自然山水和民俗细节感染人，是他们固有的本事。然而，随着电影的市场化和商业片的坐大，就连第五代导演也很少再爬剔老祖宗馈留的玩意儿了。肖风仍然保持了这个特长，《大劫难》中的东北热炕、旱烟袋、高粱地有助于观众进入特定情境。

　　《岁岁清明》中的满山茶树、清澈小溪乃至怀春的山里丫头，同样为影片增色良多。到了《兰亭》中，江南水乡的童年往事被剪成了10分钟的戏，影像中还是渗透着导演对家乡小桥、流水、峰峦叠嶂的钟爱之情。“兰亭”因书法家王羲之而名声大噪，但在影片中只是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胜地。林耕的日本妻子神往这个文华会萃之地久矣，可是连绵的战火把他们远远地赶开了，终其一生也未能如愿。这其中隐含了日本民族对中国的复杂心态：一部分人真诚地向往古国的文明，另一部分人则觊觎和践踏古国文明。

　　肖风导演有一个特点：用新人，而且尽量不重复。“抗战三部曲”的主角都是年轻人，把把都是新面孔。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是遭遇战，你所见的形象便是角色规定的人。演技再好的演员也不可能换张脸，不可能改变习惯的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因而越是知名演员，就越是有一种厚厚的“所知瘴”，阻挠演员本人和角色在观众心目中合二为一。这三部电影用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用不了几分钟我就认可了他们的角色定位，怎么折腾都不会出戏。

　　在青山绿水中回溯逝去的年代，再用侵略者的利爪将其撕碎，三部影片中贯穿着同样的痛。抗日的动机，有天性中的桀骜，有不显眼的硬骨，也有无处为家的奋起。因为不雕饰，所以有力量。另外，片中决不张扬但绝对刺目的残肢断体，构成了这一系列中成建制的视觉符号。总的来说，这套影片丰富了抗日题材的片库，在浩大的主流叙事阵列边上，树起了一座另类而醒目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