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创作结晶。集中着述，花了15年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算在内，全部时间要超过20年。以下是小编精心准备的史记阅读心得体会，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鲁迅曾对《史记》感叹不已，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创作结晶。集中着述，花了15年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算在内，全部时间要超过20年。《史记》记录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汉武大帝太初年间为止，大约3000年。其体例为纪传体，多以人物或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至深至远。

　　这样优秀的史学着作、文学作品，其孕育和创作的过程也非同一般。据史学记载，司马迁从小聪颖过人，“年十岁则诵古文”。父亲是汉武帝的史官，因此，司马迁很早就受到了扎实的史学训练。长大之后，遵从父亲遗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遍了大江南北，获益良多。

　　38岁的时候，司马迁成了汉武帝的史官。官阶虽然低，但司马迁仍然感到非常荣幸，于是谢绝了宾朋交往，抛开了自己的家业，全身心投入到史学专着上，以求建功立业，为君主和国家造福。几年后一件大事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当时匈奴经常侵略汉朝，汉朝大将李陵进军匈奴，寡不敌众而且没有后援，兵尽粮绝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大怒想重罚李陵的族人，群臣争相附和，大说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说李陵为人正直，其叛逃事出有因，希望皇上能够宽恕。但汉武帝不为所动而且迁怒于司马迁，司马迁为此受牵连被处以“腐刑”。司马迁悲愤至极，曾经想自杀雪耻。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坚强的活下去，决心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于是他历经艰辛完成了《史记》一书，希望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读完《史记》，合卷之后觉得收益良多。主要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是钦佩司马迁敢于说真话。在当其他同僚为迎合汉武帝的情绪大加贬损李陵时，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位微人轻，面对因李陵的叛逃而愤恨不已的汉武帝敢于直面呈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受其他人的影响，没有一丝为己的私心，冒着触怒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别人争取合理的判处。以现在很多人的眼光看，司马迁的确很傻、情商太低，在不适当的场合做了最不适当的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九个字说起来简单，扪心自问，是不是每个人能够真的做到呢？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但往往有些人抱着“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做“违心”的事，结果损人不利己。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戴着假面具，不需要做“伪君子”。做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好人，才是人之本。

　　二是敬仰司马迁的执着。在汉代，腐刑是羞辱之刑，受腐刑之人通常会受到社会的鄙视和嘲笑，是可耻的。司马迁自己也以“刑余之废人”自称。但是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而颓废，没有因为受到腐刑而被彻底击倒。尽管刚开始时委屈、愤懑、耻辱，甚至一度想自杀，但是最终还是痛定思痛，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当中去。没有把受过腐刑当成甩不掉的思想包袱，反而激励了自己“舍小义，雪大耻”的决心，最终通过《史记》这部巨作执着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甚至汉武帝在看了《史记》之后也为司马迁所感动，特别是在汉武帝晚年，经过“巫蛊之乱”之后，他对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最终向司马迁委婉表示了李陵当年之事确实有可恕之处，实际上是对司马迁间接地道歉。从某种程度来讲，司马迁最终取得了胜利。当今社会，执着实际上也是做事的根本。从小方面讲，我们从事的水利事业需要执着才能完成各项艰巨的科研任务，才能真正做出成绩；从大方面讲，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数代人的执着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是《史记》中“以人为本”思想。在思想上，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对“人”的思考要超过当时那个年代，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考问题，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史记》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史学模式。它选取人物的原则是以人体现的价值为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随世俗论是非，充分肯定人物的历史作用，表彰个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弘扬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当前我们社会也提倡“以人为本”，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zz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史记》的“以人为本”是以单个人为本，是小为本，而胡总书记提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是大为本。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